黑暗中的舞者——古巴芭蕾舞蹈家艾丽西亚·阿隆索

        94岁的古巴芭蕾舞蹈家艾丽西亚·阿隆索，一位近乎失明的舞者，是世界芭蕾舞史上的传奇。早在上世纪50年代，英国时尚杂志《Harpers Queen》就把她列为世界最美丽的女人之一，年轻时的她，浓密乌黑的长发高高绾起，眼帘低垂，在《吉赛尔》中穿着白纱长裙的扮相古典而忧郁，令人想起黑暗密林中飘忽不定的精灵。

古巴国家芭蕾舞团的年轻舞者呈现艾丽西亚的古巴版《天鹅湖》

“要我描述自己的母亲，大概永远也说不完。”77岁的劳拉·阿隆索坐在椅子里，说话时总带着一片爽朗的笑声。光看外表，一身素黑、金棕色短发的她不像母亲艾丽西亚那么明艳妖娆，但她又会伸开十指给你看她夸张的蝴蝶戒指，说那是母亲给她最直接的影响，“我们都爱珍珠首饰，都爱关于蝴蝶的一切饰物。”这对年纪相差仅17岁的母女，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一对姐妹，劳拉说，早年在芭蕾舞团，父亲总是禁止她们母女一同登台，“我们只要同时上台就会做一些搞怪的事情。现在母亲只要摸到我手上的新戒指，就要抢过去占为己有。”

九旬高龄的艾丽西亚

 艾丽西亚执掌古巴国家芭蕾舞团已经超过半个世纪，这个成立于1948年的舞团是她一生的成就，也是世界芭蕾的珍贵遗产。

2月20日至24日，古巴国家芭蕾舞团团长劳拉·阿隆索将率舞团最具代表性的《天鹅湖》登台国家大剧院，由一群年轻的古巴舞者来呈现带有艾丽西亚鲜明烙印的古巴版《天鹅湖》。“事实上，我们这次在中国的巡演是对父亲的纪念。”劳拉说，2013年7月，98岁的父亲费尔南多·阿隆索在哈瓦那去世。1948年，正是她的父母在古巴创立了芭蕾舞团，开创出一套独特的芭蕾训练方法，让这个国家的舞蹈现状被彻底改变，成为世界关注的对象。如今，在美国芭蕾舞剧院、波士顿芭蕾舞团、美国旧金山芭蕾舞团和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等世界名团中，都有古巴芭蕾舞团舞者的身影。

1950年的艾丽西亚·阿隆索

艾丽西亚·阿隆索在1947年

艾丽西亚的《天鹅湖》

“我要让我的腿活着”

1938年，劳拉在纽约出生，她年轻的父母还在芭蕾舞界的外围寻觅机会。父亲白天做X射线技术人员，晚上兼职跳舞，母亲则抱着对美国梦的期待。

这对年轻人从古巴来到纽约，就意味着与祖国断了联系。艾丽西亚曾回忆，“如果你想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就不得不离开古巴。”1940年，两人一起加入美国芭蕾舞剧院，成为这个世界名团的创始团员。在一次演出时，艾丽西亚忽然右眼视网膜脱落，那一年她只有20岁。

艾丽西亚的视力日益恶化，这对舞蹈演员来说是致命的。第一次手术，她卧床三个月，仍坚持腿部训练，“我要让我的腿活着”。第二次手术后，在病榻静养的整整一年中，丈夫总是坐在她床边，教她继续训练双腿，用手指舞蹈，靠想象来练习芭蕾舞《吉赛尔》。
艾丽西亚的传奇在于，她不得不面对半盲的事实，却依然在舞台上跳到了75岁。

“我的母亲是一位极其勇敢的女性。”劳拉回忆，她三四岁时都不能跟母亲玩耍，躺在病床上的一年多时间，医生甚至禁止她咀嚼食物，不能大哭大笑，也不能挪动头部。“但是，当她回到舞台上时，就和任何一位舞者一样跳舞。她靠舞台两侧的灯光来判断自己的位置，为了避免撞到舞台布景，她只能选择一些移动范围不那么大的角色。”

“每次登台之前，她第一件事就是光着双脚丈量舞台，用脚去感知舞台的空间大小。”劳拉说，哪怕双脚水肿时，母亲都会坚持在加拿大的巡演，台下观众看到她仍是轻盈的舞步，“但这背后的训练之刻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艾丽西亚接受右眼眼球摘除手术后，以浓重眼妆来掩盖缺陷，在她饰演黑天鹅的剧照里，总是优雅姿态，双目低垂，有一种带着痛感的残酷之美。1947年，伟大编舞家乔治·巴兰钦创作的《主题与变奏》由艾丽西亚首演，巴兰钦相当佩服她的技术实力，一点点挑战她的动作难度，让她的双腿在空中快速交叉飞跃，最终留下现代芭蕾史上的经典之作。

国家大剧院舞蹈艺术总监赵汝蘅曾于上世纪90年代在纽约看过艾丽西亚的告别演出，“当时她已经75岁，无法踮起脚尖舞蹈，只能坐在台上的椅子里，用双手来跳舞，主要的舞蹈是男舞者来完成。”这个美国芭蕾舞剧院合作、由她编导的舞蹈作品，引来美国文化界名流捧场，赵汝蘅记得，“谢幕的时候，全场都站起来鼓掌，为她喝彩。”《纽约时报》在多年后评论，以艾丽西亚为代表的一辈人“创造了美国芭蕾的未来”。

卡斯特罗与艾丽西亚交情甚笃

唾骂和崇拜

劳拉10岁时，父母带她回到政局动荡的古巴，创立了如今对古巴人民具有深刻影响的芭蕾舞团。

“当时以他们的资历，要在美国生存或是赚钱，都是很容易的事情。但父母始终觉得，他们是古巴人，应该回到祖国做一些事情。”劳拉说，尽管两人在舞团上耗尽精力，但母亲仍是世界各地力邀的芭蕾舞明星，不仅是第一个在前苏联登台的西方舞者，也不断在东欧、亚洲、北美和南美巡演。

在2012年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艾丽西亚曾回忆他们回国的初衷，“由于非常深的个人信念，我觉得自己有必要为我出生的国家做出贡献，支持它的文化发展。这是我的道德原则和责任。”他们拿出所有积蓄维持舞团生计，创办芭蕾舞学校，培养本土芭蕾舞人才。在毫无芭蕾传统、贫困闭塞的古巴，舞团的每一场演出都获得巨大反响，艾丽西亚以她的名声从纽约请来最好的老师，教古巴孩子们学习芭蕾。劳拉说，父亲在芭蕾教育上有一套独到的方式，最特别的一点就是“让舞者学会闭着眼睛也能保持平衡”，这套方法显然来自艾丽西亚的实践，70多岁时她仍然可以稳稳当当旋转6圈。

1959年，陷入资金危机的舞团得到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资助，20万美元令舞团起死回生，也让舞团就此更名为古巴国家芭蕾舞团。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伟大的芭蕾舞家陷入唾骂和崇拜的两极世界。

责骂她的人认为，她与舞团都沦为古巴的政治宣传工具，卡斯特罗常常出现在她的舞台下，也被视为一场政治表演。更为矛盾的是，舞团培养了许多顶尖舞者，却最终因为微薄的薪水和卡斯特罗“禁止舞者赴美国表演”的苛刻条件，而选择逃离古巴。至今，在英国皇家芭蕾舞团、波士顿芭蕾舞团和美国芭蕾舞剧院，都有从古巴国家芭蕾舞团逃出去的主演。

《纽约时报》曾形容艾丽西亚像一只“高段位的狡猾狐狸”，又像一位“优雅可爱的老太太”，她从来都拒绝回答有关政治的问题。说到那些她一手培养、最终离开的舞者，艾丽西亚曾显露出悲伤，“这支舞团就像一棵生长了许多年的大树，有一些枝丫断裂了，我很心痛。但是，一定会有新的枝叶生长出来。”

在北京，由劳拉带领的舞者都带着一种稚嫩纯净的眼神，她们就像年轻时代的艾丽西亚，身体轻盈又充满力量感。劳拉更愿意回忆的是，早年母亲曾跟她说起第一次到访中国的情形，“她还记得毛泽东主席接见舞团时特别高兴，她去爬长城时，周恩来总理给每个人都发了绿色的军大衣，重得她没法直起腰。”

劳拉会兴奋地哼起《社会主义好》、《东方红》的旋律，也会跳母亲教她的中国舞蹈《春雨》。对她来说，父亲去世之后，传承“阿隆索学派”的重任就转移到她身上，古巴国家芭蕾舞团的未来也由她来主导，“这个芭蕾舞团代表的不仅是我的祖国，也是我的家族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