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神杨丽萍 一个舞蹈女演员一生的挣扎

一个人的舞蹈团

云南艺术学院剧场的地下室，“云南映象”的彝族演员罗罗拔四带着我，绕开一堆堆绣着繁复花纹的花腰傣服装和庞大的原始的鼓，终于坐到了演员化妆间里。另一个头顶扎根小辫的哈尼族小伙子约他下象棋。面目有些凶悍的罗罗拔四一屁股坐在地上，开棋。

屋子里弥漫着脚臭气和脂粉味道，刚打完球的几个又黑又壮的哈尼族演员躺在地上昏睡，他们每天14点钟开始上班，打球也是上班的必修课，因为杨丽萍要求他们保持体能——简单地说，就是上台一定要跳出汗，大汗淋漓最好。罗罗拔四他们偶尔也去看一些别的舞蹈，例如民族村里的招徕游客的舞蹈，可他们一概嘲笑：不出汗算什么跳舞？边笑边学着软绵绵地动动手脚。

全团观念统一，演出杨丽萍版本《雀之灵》的杨伍，每晚跳下来，也浑身湿透。这是杨丽萍最基本的舞蹈观：出力，每个动作要像从地里长出来一样。排练《云南映象》的时候，每个来参观的人都不懂，就见她带着几十个少数民族汉子在那里拍地，一拍两个小时。

“他们都会自己模仿自然的动作。”杨丽萍告诉我，她不帮演员排练，最多只是排练队形，演员自己模仿植物生长，动物交尾。“我们云南，向日葵叶子都会跳舞，风一吹，那个形状。他们和我一样，都从自然里学跳舞。”

40岁的罗罗拔四跟随杨丽萍近10年，他家在大理南涧县的大山里，原来在家种地放牛。2001年，杨丽萍招演员，他从老家送侄子来选拔，结果在旁边伴唱的他被选中了。“嗓子亮出来，像是寨里的巫师。”杨丽萍这样赞美他。

眼前的罗罗拔四基本上坐不住，他蹲在地上，随便找片花盆里的大叶子，就吹出鸟鸣般婉转的调子，任何叶子在他嘴里，都能发出乐声。

从2001年到现在，他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从放牛农民到艺术家的转变。在台上看到他，40岁的人了，体力超强，嗓子更是惊人，带着一大队年纪比他小得多的男演员，和女演员玩打歌，彝族民间充满了性意味的男女追求舞蹈，又像是一场凶猛的男女对抗，快速跳上8分钟，体力差的受不了。可谁也不懈怠。

“日常打歌动作更随意，这是杨老师编排过的，全是高潮。”

台下有舞蹈团的两个团长在记分，每个演员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眼中。谁动作不对，谁下台方向错了，谁演出偷懒了，全在他们的专业记录中。根据分数扣演出津贴，异常严格。几个团长前两年也是《云南映象》的演员，现在被杨丽萍改造成了严格的管理者。

不到两个月前，《云南映象》一直演出的昆明会堂突然被拆迁，剧团只花了3天时间就找到新的演出场地恢复演出，演出不受影响才能保证演员日常工资。70多名演员，上千件演出服装，几百只从大山里找出来的神鼓，全部在严格管控下。

虽然管理严苛，但罗罗拔四，还有演出队的队长、24岁的美丽的月培，都对杨老师佩服得五体投地。月培也是最早的演员之一，14岁被杨丽萍从建水的大山里带出来。她是在山寨跳丰收舞的时候被杨丽萍看中的，杨丽萍把她带到昆明，替她出中学的学费。10年来，她没有离开过杨丽萍的身边，直到和队里的彝族男演员结婚、生孩子后也没改变。“杨老师养活我，还养我的孩子，现在我妈妈从老家到昆明来帮我，还等于是杨老师养活。”在月培眼里，杨丽萍不是一个舞蹈团的负责人，更像一位母系族长。

10年中，这批最早的团员，唯一一次离开杨丽萍的，就是《云南映象》在2003年3月8日首演后的第二天。那是“非典”时期，允许上演一次，下面只有1名观众、3台摄像机。演出完，全体放假几个月，前途不明，可能就此别离了。大家去昆明饭店吃自助餐，一直没事人似的杨丽萍开始哽咽。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杨老师哭。”罗罗拔四说，那次很多人就此失去了联系。“那个年代没有手机，电话也不通。有些人住的地方，离开有电话的街子至少要翻三四座山，谁去通知你啊？”他说，他自己也差点不想回来，家里有地，还有干不动活的父母亲，靠跳舞哪里能养活自己？可他想起杨老师赞美他的灵活，随便拿片树叶，都能把女人引到自己怀里，“就不闹少数民族脾气了”。他在2003年8月份归队。

关于杨丽萍这次的哭泣，《云南映象》合作者之一的殷晓健记得更清楚。那是2003年3月8日夜里的事，什么时候复演，没数。演出结束，全体吃庆祝饭，其实是散伙饭，当场就有几个重要合作伙伴宣布不做了。杨丽萍拿着话筒，话还没讲就哭出声来，全团哭声一片。近百人的哭号，殷晓健说周围的人家一定也有印象。“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哭，歌舞团最困难的时候，她排练完了都是走很远的路回到郊区宿舍的。我骑摩托车要带她，路边的她满脸无所谓。这么大名鼎鼎的明星，这么能吃苦，真干净。”

“我们的舞蹈，从开始准备到上演，已经3年了，最艰苦的日子，投资伙伴不出钱，没有经费，杨丽萍把全部队员都养起来了。我帮她联系几个浙江的老板来拍广告，浙江人在酒吧嫌灯黑，说看不清楚她漂亮不漂亮。我当时就怒了，想把这几个人赶走，可是她不让，60多个人等着吃饭呢。”殷晓健印象中，杨丽萍是个话少而天真的人。

拍广告之外还走穴，杨丽萍给我算账：“那时候拿起孔雀裙就出门，上午飞去晚上飞回来，10万块到手，当时一个月全团伙食费才4万块，演员们可以吃三菜一汤，高兴得很。拍广告算什么，说明我能赚钱啊。”演员们都来自偏僻山区，靠杨丽萍的广告和走穴收入，补助由最早每月50元，涨到了三四百元。到了400元，有些演员又想走了，不是因为钱少，是因为在老家400块就够买头牛了。现在，骨干演员已经能每月挣4000元，他们在昆明租房居住，虽然不喜欢这个大城市，可是喜欢每晚跳舞的舞台。只要灯一亮，家乡的舞蹈就活了起来。

开始的时候，有演员不肯天天跳，说家乡是祭天的时候才跳这个舞，不能天天跳。“杨老师问我怎么才能跳？我说要家里的长老同意，也就是乡里的巫师。杨老师就给长老打电话，结果长老不知道怎么就被她说动了，告诉我要天天跳，卖力地跳。”这位演员说。

舞蹈的生产

她舍不得让一个人走，这些人都是她从一个个寨子里挑选回来的。很多时候她坐长途汽车去了寨子，当地人不相信她是杨丽萍，觉得杨丽萍怎么会从长途汽车上下来。“他们大概觉得我应该从天而降。”结果一遍遍问：“是你吗？你怎么来的呢？”

确定是她之后，领导全都出现了，陪伴她浩浩荡荡去看各寨子里的舞蹈。彝族的阿米热还记得，有一天夜晚，杨丽萍出现在她们浪坝寨，手镯一直戴到胳膊肘上，喝着酒，像个仙女。杨丽萍看中了她，觉得她跳起舞来，手脚很松快，又很粗犷。“虽然我矮，又黑，不太像跳舞的，可她问我要去昆明吗。”阿米热说她当场就哭了。

这些演员，都符合她的想象，与国内约定俗成的民族舞演员不一样，没有基础技术，可手长脚长，像她自己，而且都特别能模仿自然的动作，不惜力。这个时候，《云南映象》虽然没有编排出来，可在她心目中已经成型了——这里面的舞蹈都是有灵魂的，是从云南的地里长出来的。“什么劈叉到180度，没有。”

国内舞蹈界基本不接受。中央民族歌舞团的老编导张苛，也是杨丽萍的朋友，告诉我，国内舞蹈界都觉得，未受训练的少数民族上台，就是笑话。他和杨丽萍下乡一次，那些演员在他眼中都是地道农民。张苛上世纪50年代就进入云南山区采风，他觉得现在的条件和他那时候没区别，唯一的不同是他去的时候带枪。

不仅是国内舞蹈界不接受，合作者也不接受，当时的合作者之一是云南旅游舞蹈团的负责人，他和朋友请杨丽萍做艺术总监，本来是想让杨丽萍编出一台“土风舞”，演员在台上跳婚礼舞，台下有观众被邀请上台，一起加入，那是他心目中的云南舞蹈，也是流行于旅游点的舞蹈，他觉得自己很有道理，夏威夷也这样。可是杨丽萍编的舞蹈把他吓住了，充满了性意味的烟盒舞，打歌，还有女人被扔进火里祭神。双方谈不到一起，他不再投资，于是，担任艺术指导的杨丽萍就要养活所有演员。

她带着这群演员，一直编排了两年，现在舞蹈团的台柱子虾嘎说，那时候每月只有50元的生活费，大家也不抱怨，年轻，无所谓。痛苦的是编舞，杨丽萍编舞的方式非同一般，着急了就骂演员，他是唯一没有被骂过的。“她把内容告诉我们，喊我们自己先跳，跳到精疲力竭，然后她再想一些动作喊我们做。没有标准动作，就是告诉我们，这是祭祀的，这是动物交尾的，自己体会。”

很多人怎么做也做不出来，虾嘎慢慢出来了，他天生就是独舞演员，在杨丽萍看来，独舞演员要用四肢说话。

这种舞蹈，和传统的寨子舞蹈有什么不同？

虾嘎那年才17岁，本来是寨子里跳铓鼓舞最好的，一次清晨赶牛的路上，洪亮的嗓子被杨丽萍听到了。“寨子的舞蹈不一样，一个动作重复很多遍，有时候跳上几天，都是几个动作的重复。我们自己说，就是快乐，快乐的。在杨老师这里，什么情绪都要表现出来，她告诉我，打鼓实际象征着男女交欢的动作，后来我编出来一套步子，飘飘忽忽，结果有人说我抄袭杰克逊。杨老师才厉害呢，面对那人把整套动作分解开来，示范给他看，结果每个动作都是我们哈尼族的。”

现在每个进剧团的人，都要模仿这套动作，看他们的感觉是不是正确。虾嘎现在已经不用每天上舞台，他是杨丽萍唯一给了创作假的舞者，让他在家闲着，靠思考来跳舞。他的B角，哈尼族人阿山木子，在台上的巨鼓前表演，一刹那让人恍惚，脚步飘浮确实如杰克逊。

张苛在排练时候去过现场，他不明白这些农民是如何爆发生命力的。“花腰彝的舞，本来是拍手拍脚游戏式的，被小杨破常规地一大横排在台口，动作速度都强化到了极限。比较奇妙的是，演员的情绪也到了极限，我发现她已经从编独舞的人变成能编多段群舞了。她这个本领，不知道怎么来的。”

虾嘎说，那几年编舞、学舞，痛苦而快乐。“现在这种动作跳惯了，大剧团民族舞演员那种模式化的动作，看着特别别扭。”《云南映象》所有的舞蹈里，只有杨丽萍的几个舞蹈《月光》、《雀之灵》是过去演过的。不过，“她每次跳都不一样，就没看见她有重复动作”。

殷晓健还记得杨丽萍和整个舞蹈团在演出前期的兴奋之情。“其实那时候都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没有固定演出的先例，不过整个团都觉得自己创造了有灵魂的东西，从生到死都在里面。”

这种兴奋，使杨丽萍碰到什么苦难都不抱怨，她本也是话少的人。公演前7天，一直事无巨细地忙，从灯光到裙子都靠她张罗，忙到嗓子沙哑。殷晓健还记得，她在台下喊“再高点儿”的时候，嗓子完全说不出话了。可是就在公演当天，突然接到通知，只能演一场，消息不知道怎么传了出去。殷晓健还记得，当天下午，若干老板冲进剧院，围着杨丽萍大叫，“骗子，还钱来”，“狗屁艺术家”。可是杨丽萍“心里似乎不受影响”，被若干人包围着，很自如地指挥台上的灯光安装。

殷晓健说他当时冲进去，才把人赶开。当天晚上，他最担心的是杨丽萍跳《月光》的时候会从桌子上掉下来。“台下没观众，定不了位，她的几个动作都跳反了，加上她又穿了极高的高跟，我一直取笑她脚太小，不是舞蹈演员的料，特怕她失误。”

杨丽萍的妹妹，小四的说法和殷晓健一样，也特别害怕姐姐从桌上掉下来。“其实她作为舞蹈演员的天赋条件不算好，从小就是这样，无论在西双版纳歌舞团还是中央民族歌舞团，她一直都很边缘。”

自闭的舞者

在民族舞相对封闭的体系中，杨丽萍的出现属于偶然。

小四说，她童年特别羡慕11岁就进了西双版纳歌舞团的姐姐，她也想跳舞，可是杨丽萍毫不犹豫地说：“你不行，你是平足，跳不高。”后来小四成了画家，画的对象不少就是姐姐的舞蹈，现在她在珥海双廊镇开了一家度假酒店。“其实姐姐也并不是天生的舞者，她也跳不高，别人劈叉能到180度。她跳起来，怎么也拉不平。”

“她做出来的动作，真没有中央民族歌舞团那些学院毕业的女孩子漂亮。”杨丽萍在民族歌舞团住仓库的时候，小四被她带在身边，她亲眼看见姐姐是如何因练功动作不标准而受委屈的。

杨丽萍11岁的时候，在西双版纳农场学校的桌子上领操的时候，被歌舞团的军代表看中——个子比同龄女孩高，这是改变了她命运的特点。当年她父亲失踪，母亲一个人带4个孩子，生活窘迫。小四告诉我，姐姐身上有高原女人的特征，听说一个月有30元钱，二话没说就去了。母亲不愿意，觉得那不是正途，领她回来，她自己再次去了。

殷晓健也爱去寨子里采风，他说2000年去临沧一个寨里，23点多才到，结果安排迎接他们的一个11岁的小女孩在门口昏过去了。“我学过点医学，赶紧救那小女孩，救活了，才知道她营养太缺，只有20公斤重。我很想助养她，走的那天村长宣布，这个女孩要和我回昆明，做我干女儿。”殷晓健就把这个叫阿秀的女孩带到杨丽萍的舞蹈团里，问她可不可以收下她。他记得杨丽萍当时声音冷冷地说：“我11岁的时候，要不是被军代表看中带进歌舞团，现在早就被卖到缅甸当童养媳了，可能天天在种地。这个女孩，我要了。”

似乎杨丽萍有做农民的天性，她进了歌舞团后，还在团周围找了块荒地种菜，收割后拿回家给母亲，养家意识特别强。她到现在还常说，要是退休不跳舞了，她就找个地方种菜，菜的生命力好旺盛。

在小四印象里，姐姐天生就是独舞的料。不是因为她跳得好，是因为她做动作有力。群舞的时候，别人一个动作已经收回来了，她却非要做到头，收回来的时候已经慢了半拍，和大家不一致。群舞讲究的是整齐划一，“她是异类”。

异常者要付出代价。小四那时候去剧团的宿舍看姐姐，发现剧团的女孩子们并不喜欢她，觉得她“自我表现”，跳不好群舞，可是独舞也不轮不到她啊。剧团是竞争是最厉害的，小四感叹，加上她家出身不好，杨丽萍对那种排挤应该感触更深，她独自排练的习惯事实上在那个时代就养成了。

多年后，张苛在北京见到她，第一感觉她像松鼠，极度敏感。

比杨丽萍晚一年进歌舞团的哈尼族人杨洪安对当年的杨丽萍印象很深。同时进团的7个女演员中，她很爱看书，喜欢穿短裙，腿显得又瘦又长，所以外号叫“秧鸡”，一种类似鹭鸶的鸟。

1979年，州歌舞团排练《召树屯与喃木诺拉》，这是西双版纳歌舞团的新编舞剧，因为州歌舞团出过舞蹈家刀美兰，孔雀舞是强项，杨丽萍作为七公主的B角参加巡回演出。小四还记得，A角演员生病了，临时由杨丽萍上场，当时是在国外演出，杨丽萍一跳后，A角演员回不来了，“观众的眼睛多毒啊”。又是一个老套故事，不过却是真实的。

杨丽萍并非蓄意盼望A角生病，她刚看过电影《黑天鹅》，觉得自己肯定不是竞争者。“如果别人要跳，那我就躲在一边，你跳好了。各跳各的嘛。”

杨洪安说，那是大家第一次发现了杨丽萍的舞蹈具备动人之力。他在办公室里不好比画，可是还是双手一扬，传统孔雀舞的动作，象征孔雀飞翔。可是杨丽萍在公主被迫离开皇宫的那一场里，双手一舞动，下面的人就看哭了。因为，她“用自己的心在跳舞”。

那一年出国演出回来，杨丽萍带给家里人4个苹果——西双版纳没有的水果。小四告诉我，她藏在枕头下面，结果被哥哥吃了。

殷晓健去过西双版纳多次，他是老照片收藏家，因为和杨丽萍合作，所以对杨丽萍的故事也有“收藏”兴趣。杨丽萍的出众，在演出后，被西双版纳重新认识了。“挂历上都是她，五官标准得挑不出毛病。”于是，追求她的人甚多，包括州领导的子弟，晚上几方面的追求者还能在歌舞团外打起来，有的人把刀放在她床上，表示谁要追求就和谁火并。在小四印象里，送花的特别多；杨丽萍演出的时候，买票送人的也特别多。不过她们都害怕，不觉得是件抒情的事情，因为当时姐姐已经和一位歌舞团的北京知青好上了，那人不久突然回了北京。这就使杨丽萍更加敏感地逃避外界的追求。

殷晓健说，杨丽萍对男人是一种近乎害怕的逃避态度。排《云南映象》的时候，杨丽萍觉得殷晓健可靠，想让殷晓健当她的经纪人。那次，是她第一次开口找男人帮忙。

1981年，杨丽萍被中央民族歌舞团调往北京，当时西双版纳歌舞团不放人，老团长把档案锁起来。也有一种说法，是州里不少子弟说杨丽萍要是离开，就要生事。1981年的西双版纳仍然是一个边疆小城，杨洪安还记得，当时歌舞团与外面的隔离就是竹篱笆，年轻人一天到晚在外面唱情歌。

杨丽萍对小四说：“我站稳脚跟就接你去北京，你等我。”小四说她大哭，她那时候爱写诗，姐姐是她唯一忠实的读者。

没几年，住在民族歌舞团仓库的杨丽萍把高考没考上的妹妹接到北京，请人教她画画。小四眼中的姐姐，已经有了明显的自闭症特征：“她几乎不和别人交流，内心很自信，可是境况和在州歌舞团一样，周围人都瞧不起她，觉得她基本功很糟糕。”当时民族歌舞团人才济济，周洁、刘敏都是科班出身，一下腰，一个大跳，技术惊人。身材条件比杨丽萍好的演员也很多，小四还记得团里的维吾尔族姑娘，艳丽非凡。

“好在姐姐极度自恋。”小四记得，杨丽萍并不觉得自己就跳不出来了，“白天练功她跟不上趟，晚上自己在练功房，点蜡烛，怕管理员教训她。”因为白天不参加练功，练功服和补助费都没有，杨丽萍还记得是每月7.5元，在那时不是小数。

张苛也觉得到杨丽萍的奇怪：“谁要是想让她模仿一段舞，她极差，完全学不会。你要是告诉她，这段舞要表达什么，不限制这限制那，两天后，奇迹能出现，她的表现会超越想象。”

张苛是舞蹈团的编舞，他回忆，有一次教演员们一个国外舞蹈动作时，杨丽萍找到他，想让他指导。张苛开始和她不太融合，他认为，民族舞有自己的范式，比如害羞是什么动作，惊恐是什么动作，而且要学很多芭蕾舞的练功法。杨丽萍干脆地说：“我们民族姑娘谈恋爱是不害羞的，开放得很，这个动作不对，是你们汉人改造的。”

张苛无话可说，不过他记得自己在云南见过的舞蹈。“有一次去采风，一个背柴的姑娘带我们爬到高山上，晚上跳起舞来，那姑娘的脚动得像火苗似的，我们起名叫蜻蜓舞。后来舞蹈学院教授去了，跟这姑娘学了3小时，一段也没学会。她的动作太自由了，学院的教授惯于总结规律，不能接受没规律的东西。后来专业团队招聘这姑娘，本来她心动了，结果寨子里人一唱歌，她又回去了。”所以他对杨丽萍的总结也就是——怪云南人。

虽然觉得她怪，张苛家还是成为杨的练功地点之一，另两处是杨丽萍的宿舍和练功房。前两处狭窄，仅能容身，张苛指着自己家的一面陈旧的穿衣镜说，就是在那跟前跳的。“人的创造力是被逼出来的，当时我们教舞都是西方办法，要求流动，跳来跳去，可是地方小流动不了，于是她发明了一种定点舞蹈，定在一个点上，让力量在身上流来流去，流出各种姿态。你看她后来的《月光》就是这么个创意。”

张苛回忆在黑暗中练功的杨丽萍：她坐那里一动不动，忽然起来比画两下，她的技巧，不是规范化的技巧，而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她胳膊长，结果背着手旋转；手长，于是模仿鸟冠。这个动作成为之后孔雀舞的一个符号。小四还记得她第一次看姐姐的《雀之灵》，和一般的民族舞迥异，看得浑身起鸡皮疙瘩，“看后很难过”。

因为团里没有选送她的节目，杨丽萍自己骑车去送录像带给当时的组委会，负责收带子的文艺干事告诉她已经过了截止期，而且基本上是单位选送，她哭了。干事同情她，告诉她可以在评委休息的时候放给他们看看，结果，《雀之灵》是那年全国舞蹈大赛的第一名。

舞蹈的生存

小四记得，在中央民族歌舞团仓库住着时候的那些冷漠眼光。“得奖对她在团里的境遇改变不太大，外面给了些荣誉，团里占主流的还是学院派，她听到最多一句话是：一点技巧都没有，腿都拉不直。”

不过《雀之灵》给了杨丽萍自信。她觉得可以把自己心里的那些挣扎都通过舞蹈表现出来。杨丽萍的父母亲都是云南洱源人，白族，对歌对上了。父亲家里富裕，当时反对她父母生活在一起，两人后来去临沧参加革命，是一对浪漫的夫妻。不过结局不好，“文革”开始后，本来在农场担任领导的父亲被揭发是地主后代后失踪。杨丽萍对于自己奶奶印象更深，奶奶是村里的跳舞高手，腰弯成弓状，还去跳。“她告诉我，跳舞是件快乐的事情，能和神说话，特别好。”

到了她这里，杨丽萍发展到她就是舞台上的神。小四记得，姐姐特别不爱说话，表达方式很奇怪，有时候别人说一，她说四五六，话接不上，舞蹈对于她，是自我表达的一种。“她觉得自己是神，不过，神也没什么了不起，神不过就是有一技之长的人，寨子里有很多这种灵魂附体的人。”

《月光》和《两棵树》是杨丽萍接下来的作品。“她不和外面交流，很自傲；可对外面说法还是在意。她告诉我：‘拉直腿的练功没什么了不起，就是吃苦练出来的。我的练功不伤筋骨，到60岁我还能跳。’”

怎么跳？那时候有很多人慕名来看她练功，杨丽萍就“装腔作势”比画两下，更多时候静坐，大家于是说杨丽萍发明了舞蹈气功。《月光》和《两棵树》就是她西双版纳的生活演绎，小四是那时候发现姐姐的模仿才能的，一般人觉得《月光》是孔雀舞，小四不觉得。“是丛林里那些乱长的热带植物，原始植物的生长和攀援，孔雀舞只是其中一点，藤蔓疯长，她手臂长，能模仿。《两棵树》其实是少数民族的性舞蹈，纠缠，互相往上面攀。”小四学美术，给姐姐设计了服装，她说：“看惯了人体，我设计出来的服装希望像长在她身上一样，突出胸和臀，有种少女初长成的效果。”

那时代舞蹈没有配乐，都是自己乱找。《月光》用的是美国电影《雨人》的配乐，也就是这个激发了杨丽萍不断回云南的愿望，她要找云南的素材，舞蹈的、音乐的。2000年下定决心放弃北京的生活回云南，是因为一个新的机会在等待她。音乐家田丰搞的“民间传习所”破产，他搜罗来的民间艺术家面临马上回家种田的局面，而云南旅游歌舞团希望把自己的演员和这批民间演员结合起来搞一出“旅游节目”，请杨丽萍来做艺术总监，这就是《云南映象》的起源。

田丰是上世纪50年代就成名的作曲家，擅长把民间素材积攒到自己的作品中。可是殷晓健对田丰的做法并不欣赏：“他的作品用了众多的民间素材，却从来没有给少数民族原创作者一点地位，说难听点，就是‘文贼’。”当时“传习所”因为几次经济纠纷已经奄奄一息，几十个民间艺人住在租来的小房子里，一间屋子睡几十个人，殷晓健是资助者之一。他找到杨丽萍，说这些人得来不易，能不能请杨丽萍利用机会，把这些民间艺人的东西弄上舞台。“那里面海菜腔一唱，人就头皮发麻。我跟杨丽萍说，到时候编舞成功，她不能把东西占为己有，还是要突出少数民族的原创。杨丽萍沉默一会儿，答应了。”

这就是“原生态”最初的由来——“她是个重承诺的人。”

因“非典”停演后，殷晓健他们找到机会重新开演，希望找省政府支持。先是请省里的宣传部门来看，结果恰恰是“原生态”坏事。“有4个节目要下，当初设计的《云南映象》是生老病死4个主题，开天辟地地敲鼓，象征男女欢合，是‘生’；‘家园’一幕的狂风暴雨，是杨丽萍对西双版纳童年印象，也代表‘病’；‘天葬’、‘火葬’代表死亡，结果这一场受批判最多，说妇女不能登神山，又说宗教题材不能演。包括前面所谓色情的打歌，全要下，这么一下，整个《云南映象》就支离破碎了。”

殷晓健说，当时他们快急死了，托关系找来省委宣传部长，也是个女同志，希望杨丽萍能求情。“那天更是气人，部长来了，杨丽萍坐在桌子对面，也不起身，也不说话。部长问：‘你们有什么困难？’‘没困难。’‘没困难你叫我来干什么？’‘我没叫你来啊。’部长被气走了。”

殷晓健对杨丽萍的这种态度无可奈何。“前不久云南政协改选，领导来找她，希望她能加入，有个岗位等着她。她迟到了好久，来了就问：‘这个职位要开会吧？开会我不能干。’领导当场就变了脸色。”

杨丽萍不是不懂人情世故。小四说：歌舞团出来的，什么不明白？可她同时也太清楚自己该要什么了，她只要舞蹈，只要上台，剩下的总能解决。殷晓健说：“一等一的聪明人，太明白周围人想利用她做什么了。排《云南映象》的时候，她身边总是簇拥着男人，她很明白他们对她的好感，该让他们做什么就让他们做什么。可想近身，没门，对男人的态度别提多警惕了。”

殷晓健后来托关系找到了云南新到的省委副书记丹增，报纸上写了一篇《云南映像》的报道，送到了丹增家里，夫人卓玛边看边哭，觉得杨丽萍太苦了。丹增主动买票看了演出。“他看了‘天葬’那一场，黑暗的场景里，一个红色的姑娘升天了，他懂，觉得一点都不用改，直接上。”看到舞台上藏族演员都穿布鞋，说这是怎么回事？杨丽萍这次说对话了：“舞团穷，一双靴子都买不起。”结果政府给钱买靴子。

不过并不是一点都没有改。在“火葬”这幕，本来是一个裸体的木雕女人和杨丽萍一起从天而降，负责雕刻的是拉祜族的雕刻家李燕军，他是杨丽萍认的干弟弟，现在云南民族村继续雕刻面具和人像，本来设计的木雕女像就是杨丽萍的替身，今天还在角落里蒙受灰尘。雕像是裸体，生殖部位凸出，她先是从天而降，然后被扔到火中，是彝族的一种母系遗风。“总不能让杨丽萍裸体吧？”所以找了这么个替代，结果，这个构思还是被否定了，模仿动物交尾的“烟盒舞”也改了不少。

那是杨丽萍最艰难的时代，即使丹增在省内发话，号召大家都去买票看《云南映象》，也并没有改变普遍观念。真正改变的，是《云南映象》去上海参加当年“荷花杯”，一去就是一等奖，结果“书记看中”的说法才慢慢平息。《云南映象》还带来一个改变，就是杨丽萍能驾驭舞蹈大场面的名声确立了，不再是一个个体的舞者。整个团队也被文化界所承认，成为国内目前唯一能靠一台节目养活自己的舞蹈团。

不过舞蹈的审查照样存在。新编的《云南的响声》里，有老虎调情的戏，母老虎说：“管好你自己的雀。”雀是生殖器的当地口语，结果被说成是宣扬“低级下流”的格调，不得不删除

最大的对手

杨丽萍的新舞蹈，一个是孕妇生产，一个是戴着牛铃铛的公牛，颠覆早年的形象。除了舞者自我求变外，还隐藏着她的深厚的心思：年轻时，她就和小四她们商量要不要生孩子，那时候她还是真想做母亲，后来还是登台跳舞的想法占了上风。“生孩子肯定会脂肪堆积，她说，没人要看一只胖孔雀吧。”

小四说，《云南映象》给了她强大的自信，从自闭里走出来。外面的评论她也不听了，自己的舞是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的，和外面那些追求技巧和观念的东西有本质不同。

她对自己的身材有近乎苛刻的控制。见到她的时候，她头戴一顶瓜皮帽，因为头发很长，打理麻烦，所以戴帽子解决。身穿红色的长袍，下面的脚踝异常消瘦，不过还是有力的。手上指甲透明，有两三厘米长，为了好看，她戴的手套都是露着指头的，那双手，绝对是“十指不沾阳春水”。非常奇怪，尽管已经53岁了，她的神气，却带了许多少女特征，扭头的动作，感觉像鹿，也像张苛说的松鼠。

自然而然，她给人一种不沾尘世的感觉，难怪对杨丽萍有这么多传说。

摄影家肖全拍摄杨丽萍十几年，第一次是在长城的烽火台上，她的长围巾随风飞起，肖全形容当时的感觉是一股气，从头到脚贯通下来。

外界传说她基本不吃东西。她说吃，怎么不吃？随即就开始吃桌子上的柚子和桑椹，甚至是粗枝大叶不太讲究地吃。她的朋友王涵告诉我，杨丽萍其实很爱吃，每次在她们家楼下的傣族小餐馆，杨丽萍都会冲进厨房告诉厨师，你这个笋子应该怎么炒，放什么作料。

不过从上台前一个月起，她基本就不怎么正经吃饭了，有时候舞蹈演员在那里吃盒饭，她会过去吃一口里面的菜，像小鸟啄食，这是她的控制力。这种控制力非一般人所有，别人在那里吃饭，她坐在旁边小口啜饮酒，不过喝得不少，按照她喝的那个劲头，简直可以去替这酒做代言。

跟着杨丽萍在台上跳舞的孩子，是小四的女儿彩旗。小四嫁给了洱海边的白族村民，那是2004年，她结婚的时候告诉姐姐，不想再在她身边受气——整个《云南映象》编排下来，他们几兄妹都是杨丽萍的出气筒。“她有气不能朝别人发作，只能冲我们吼，虽然明白情况，还是生气，就对吵，精疲力竭。”

因为一直跟着杨丽萍，杨丽萍有“长姐如母”的架势，出嫁的时候，小四向姐姐撒骄，说她现在想有独立的生活了，不想再跟着杨丽萍了。杨丽萍给了她100万元，用于建造小四在洱海边的小酒店，并且说：“好，从此后你要自立。”可是小四是个任性的人，孩子彩旗生下来后，仍然不养，扔给杨丽萍养。

杨丽萍很喜欢彩旗，小四说，姐姐其实比很多人会做母亲，高原女人的特征在她身上特别明显，撑大梁，养活家，哥哥当时读书，姐姐从每月30元的工资里拿出一半供他。高原的男人倒是往往在家坐着打麻将。

杨丽萍比较爱才，彩旗3岁的时候，特别能转圈，热爱跳舞，当时一群画家朋友们说，呀，你家又出了一个人才。于是彩旗3岁就和杨丽萍上台了，发烧了也不吭声，在台上旋转十几个圈没问题，大家发现彩旗有韧性。“我和彩旗都像她女儿，没生育不妨碍她做母亲。彩旗生病，她总是能比我先注意到，照顾也是她的事情，所以，彩旗干脆就放在她身边了。”小四说。

杨丽萍跳的是催生舞，孕妇难产，全寨子里的人带着鼓来敲击，给她鼓劲，助生；整个节目尾声，难产死去的母亲的魂魄又飞回来，看望彩旗演的小女儿，有人称赞她把孕妇生孩子都跳得美，杨丽萍说美不美和她没关系。她向我发明新词：我就是一个“表现主义者”，民间怎么生，我就用舞蹈动作把她表现出来。

杨丽萍向我强调“催生鼓”的神奇，都是中缅边境的寨子里找来的，当地巫师用鸡蛋扔在树上，鸡蛋不破的木材被选中做鼓，现在云南乡间找这么一面鼓也很难了。鼓买来不贵，贵的是运到昆明的费用，不管再怎么难也运来了。和《云南映象》不同，《云南的响声》尚未上演，就被演出公司订购了，经费充足，演出商看中杨丽萍和她的舞团的卖座能力。杨丽萍又对我发明了一个新词，她说她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超级现实的意思，办不到的事情她不做。“当年做《云南映象》，我也觉得肯定能成。”

这种催生鼓的鼓点里，她跳的孕妇舞带上了神秘色彩。杨丽萍特反对别人说她装神弄鬼，她觉得她不过是跳舞跳得好，能够模仿大自然。“动物植物我都能模仿，云南就是这样的嘛，我从来不装。”

这个模仿如何完成？拿“牛铃舞”来说，这个场景，是杨丽萍不久前去红河州的公路边上看到的。清晨，山间大雾里几百头牛缓慢前行，因为害怕走失，每个牛的牛角上都挂着铃铛。随着她去拍纪录片的两个摄像一直在等她起床，她大发脾气：“这么好看的东西你不拍，你们拍我干什么！”

虾嘎他们都参与了“牛铃舞”的创作。“杨老师把全舞蹈团的男演员都喊出来，让他们各自跳舞，模仿大雾里走出来的牛的动作。完全没有套路，反正大家在老家都看见过类似场景，那就根据个人的体会去表现。”

张苛解释，人的舞蹈动作，不少是和当地地理环境有关的，比如上山怎么迈步，不同的山，就有不同动作，云南很多舞蹈动作来自生活环境。这也是这些演员们能表现的原因。

虾嘎记得，她也不做评价，就在那里默默看着，看到一定时候，自己上去跳了一段，大家一看，傻了，完全是领头的大公牛在雾中走过来的样子。边跳边改，甚至每天上台前都还修改，这在别的舞团，是不可想象的。虾嘎开玩笑说：“就因为我们是少数民族，没进过国营团。”

虾嘎有意和杨丽萍竞技，两人上台前开玩笑，看谁的掌声多，虾嘎真不觉得自己掌声会少，这个27岁的哈尼族人在团里已经10年，脑子动得多，动作都是自己编出来的，天生就是独舞演员的料。“结果不算她名字亮在灯箱上的那一次掌声，她9次，我7次，我还是输掉了。”

杨丽萍最大的对手，还是她自己。她并不在乎别人，只是偷偷问张苛：“你看我50多岁了，显不显？显老我就不上台了。”

虾嘎还是不服，骨子里有种好勇斗狠之气。“反正她也跳不到什么时候了，明年跳完孔雀，你看嘛，54岁啦，肯定跳不动了。”

白族的孔雀

李燕军还记得17岁第一次在西双版纳看见杨丽萍跳孔雀公主的场景，当地有种习俗，只有傣族女孩才能跳最重要的孔雀七公主，谁都知道杨丽萍是白族人，可是现在又恰恰由她跳娜木诺拉，惊讶、好奇和不服几种因素，吸引着一批批的当地观众。

“她一出场，下面就不吭声了。美得惊人，动作无可挑剔。”孔雀公主确实是杨丽萍的成名作，只是她多年不跳这种传统范畴的孔雀舞了，也不愿意跳。

杨洪安向我解释，西双版纳的孔雀舞有两种，最传统孔雀舞是戴着架子面具的舞蹈，用于重要仪式；另外一种，是以刀美兰为代表的歌舞团改造过的民间舞蹈，带有情节和段落感，孔雀更柔美，杨丽萍的“孔雀公主”也属于此类型。刀美兰不喜欢杨丽萍，在西双版纳是公开的秘密。杨丽萍是白族，更加上她跳的《雀之灵》的动作完全和刀美兰创立的孔雀舞不同，基本上没有关联。

许多西双版纳的人，对杨丽萍态度也很暧昧。“她上电视，只讲自己是白族，也不讲是在我们这里长大的。”

可是杨丽萍的告别之作还是选择了《孔雀》。这会是什么样的舞蹈？

只有走在傣族的村寨里，才知道孔雀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意味着什么。杨洪安和杨丽萍共同见证了上世纪70年代的西双版纳。当年歌舞团一年要有三四个月在乡下，主要是因为当地没有广播，交通又不便利，团员们职责之一就是下乡传播“革命文化”，可是十几岁的孩子没什么传播能力，下去就是和寨子里的傣族人一起跳舞。当时各寨之间没有公路，只能靠步行，所以见到的全是最原始的荒野景色。最好的寨子，会派遣牛车，在离寨口十余里的地方接送他们。

走在寨子间的小路上，猴子、鹿、野象都出没不穷，野象热腾腾的粪便就在脚边。不过最美的是孔雀，西双版纳的孔雀是绿孔雀，比我们现在常见的蓝孔雀体形小，可是更美丽，一群群从头顶上飞过，开屏时，光线是从尾巴上一点点嘎嘎地放射出来。杨丽萍说，最让她目眩的是孔雀交配时候的情景，大群孔雀在荷花池塘边，慢慢地展开尾巴，尖叫声如同轰鸣，让耳朵不得休息。

民间的孔雀舞无处不在，寨子里的人很少跳专门的孔雀舞，却会在章哈（傣族民间歌手）唱完贝叶经《召树屯与喃木诺拉》之后，开始各种舞蹈。杨洪安说，这些舞蹈都能让人看得热血沸腾，舞蹈人肢体放肆，一会有孔雀的动作，一会又是老虎的动作，这些动物都是傣族民间的神灵化身。表现孔雀，是用手臂一点一点地延伸，舞动起来特别用力。“文革”并没有中断傣族民间的种种娱乐形式，在他们看来，歌舞团的舞蹈就是好看，他们自己的舞蹈更有力量。

杨洪安说，他那时候开始明白，傣族的孔雀舞中，孔雀不仅是美丽的象征，也不能仅仅表现其柔软，更得表现智慧和力量。尤其是孔雀落足的时候，舞蹈者的脚部一定要有力，嚓嚓，像是踩在火盆上的感觉。他边说边学，顿时，一个50多岁的老者变了模样。杨丽萍的孔雀舞直接抛弃了歌舞团套路，反倒和最原始的孔雀舞相通。无论是“《雀之灵》还是《月光》，里面展现的，与其说美丽，不如说是森林里的公孔雀”。

在橄榄坝一个小寨子的章哈波双家里，喝着他家自己酿造的药酒，听他给我唱孔雀公主被迫离开人间的段落，用十分细小的竹笛伴奏，60多岁的波双从十几岁开始学唱这段，歌声婉转，又有种奇怪上飘的感觉。奇异的是，他记得歌舞团里的杨丽萍，那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那个女孩子，跳起舞来特别有劲，腰特别长，每次跳完，像从水里出来的。”

原来要求舞蹈演员们出大汗，是她自己青春的重复演习。

力量始终是杨丽萍想要的东西。小四说：“她在台上和台下完全是两个人。有时候我觉得她在台下就是疯子，精神紧张，骂我，骂灯光师，有次在武汉演出，因为灯光没调整好，舞台就是大白光，她索性号啕大哭起来，那时候离演出只有半小时了。”

可是上台后，她立刻变了。“劲道十足，神灵附体。”这么多年，杨洪安和小四还是都记得第一次看她跳《雀之灵》的感受，杨洪安说，就是一只孔雀，在森林里无所顾忌地生活，那种骄傲，野蛮，到最后哀伤的死亡，却又超越传统傣族民间孔雀舞。杨洪安觉得，提升太多了，是不是傣族舞蹈已经不关键，她的舞蹈是云南山林里的。这就是杨丽萍告别之作选择《孔雀》的原因，孔雀是种骄傲和智慧的动物。

不过具体编成什么样，她一点也不肯说，就告诉我肯定不会是传统《孔雀公主》似的，而是“一个舞蹈女演员一生的挣扎”。

在西双版纳州歌舞团的排练厅里，一点不见当年简陋木地板和四处疯长的草木了。现在的西双版纳歌舞团位于一座新建成的商业大厦的上面，他们提供地皮，双方合作，这就保证了演员们收入不错，只是偶尔完成一下州里的演出任务，以及代表州去昆明或者外地参加比赛。一群白净漂亮的少男少女们在重新排练有西双版纳特色的孔雀舞，如果不说他们是少数民族，一点也看不出这群时髦孩子全部是当地少数民族。孔雀在他们身体的表现下，还是柔软和抒情的，团长说，这是西双版纳歌舞团的孔雀舞的特征，不过这些年，他们也吸收了一些杨丽萍舞蹈的动作，例如用手指头做出雀冠。

为什么演员的挑选和杨丽萍的挑选如此不同？那边的演员，彪悍为主，即使是女孩子，也睁着野性的大眼睛。团长告诉我，因为州歌舞团和杨丽萍的剧团截然不同，任务不同，必须如此选择演员。舞蹈之路上，各自越走越远了。

（文章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王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