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怀民《高处眼亮》（5）

林怀民《高处眼亮》新书发布
3月底，台湾云门舞集现代舞团将开始《流浪者之歌》的大陆巡演，演出城市包括北京、广州、深圳、上海、杭州、武汉。这是云门舞集第九次来到大陆巡演，也是演出城市最多、场次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次。云门创始人兼艺术总监、编舞家林怀民此行也携新书《高处眼亮》在北京与读者和观众见面，分享他40年舞蹈生涯的经历和感悟。

《高处眼亮》由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引进出版，是林怀民近40年舞蹈岁月的告白，文字洗练简洁，道尽他在不同时期的执迷、探索与启蒙。林怀民说自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地步上“云门”之路，却振奋了台湾，舞动了世界，成为享誉国际的编舞家。光环之下的他，也曾经历彷徨、痛苦、挣扎，但在“失足与起步”、“退出与复返”之间，不断跃进向前。林怀民说“这本书，如果幸运的话，希望能触动了某个容易执迷的年轻人，引发他异想天开的憧憬。”

本书收录林怀民12篇旧作与15篇新作，内容从艺术、生活到传承、文化，记录了他创办经营舞团以及游历各国、深入各种文化和艺术的所得所感。从书中可以读到他对艺术的执着、对文明的关切和对传统文化的忧心保护，同时也观照出台湾社会变迁的文化历程。他说：“社会上应该有些东西让年轻人知道何谓‘累积’，也告诉他们，现在头发白的那些人，也年轻过、也做梦，大家要勇敢做梦。”

林怀民1947年出生于台湾嘉义。是六七十年代台北文坛瞩目的作家。1973年，林怀民创办云门舞集，带动了台湾现代表演艺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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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怀民《高处眼亮》（5）

上期提示

 

我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

 

从五岁那年看《红菱艳》中了邪开始跳起来？从十五岁在台中体育馆看荷西 李蒙把手伸得高高演出《奥赛罗》，发愤要当个舞者？还是二十三岁在葛兰姆学校流汗挨骂，才决心做出一番事业给那个日本老师看……

 

云门五年，我被迫长大并成熟

 

“跳舞不是你唯一的出路，既然要干，就得全力以赴，台湾不必多一个玩票的舞者，希望云门能让自己骄傲，让社会振奋。”然而，躺在床上架构空中楼阁，下笔千言畅述理想，甚至站在众人之前高声疾呼是容易的。真正“起而行”，才知道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把自己风雨无阻地天天带到练舞所就是一项挑战。要求舞者把腿拉直、拉高对自己和舞者都是毅力与耐心的考验。绞尽脑汁，找材料，构思新作，请作曲家写曲，找音乐家把曲子演奏出来。然后才能一小节、一小节地把舞编出来。编好了，练了再练，练到舞者开始恨自己的时候，一个作品才略略成形。然后是服装、道具、灯光、场地、票务……由于剧场尚未专业化，一切必须自己摸索解决。一场演出往往是一年，或者两三年的血汗。一季演出结束，痛定思痛，往往两种念头一齐袭上心头：“下次不干了！”以及“下次要演什么？”……

 

即使不演出，工作一样持续着。每到月底，义务处理账务的王连枝就会来找我，下周发薪，还差一点儿。她伸出两根指头。“两千？”她摇摇头，“两万！”凌晨两点，吴兴国打电话把我叫醒：“林老师，我胃痛得不得了。”我披衣外出，接了他敲开医院的大门。七点半，我赶交通车到大学去上课。短短的时间里，我由背包包游欧洲的学生变成一个老师，变成舞团的负责人，被强迫着长大。

 

云门五年，面对挑战之余，我已被训练得不知冷热，不知疼痛。肉体承担着一切压力，我闭起眼不去看它。戏，必须演下去。每当混乱结束，一切就绪，只待幕起之时，我已筋疲力竭。我憎恨上台。即使尽了全力，个人的演出总是不如理想。散场之后，我往往由后台跳窗而去，怕见舞台入口等待的观众朋友。回到家，就得收起感伤与悔恨，强迫自己睡觉：明天还有许多工作。承受无数人的关切与协助，云门是一列不许抛锚的火车。

 

我曾想下车。一九七五年秋天，两度出国公演之后，我决定下车。累了，编不出新舞，找不到钱，我宣布云门解散，关起门来，一个人喝酒，那时才知道什么是精神崩溃……

 

然而，舞者们一个个回来了。午夜，俞大纲先生来电话找我去谈话。“如果京剧一定要僵化，消逝，我绝不惋惜。可是，云门是一个新的开始。不能刚开始就放弃。刚开始不顺利、不成熟是必然的，你还年轻，只要坚持下去，吃再大的苦头，总会看得到它成熟，总会得到安慰。我年纪一大把，看不到那一天了，但我还是愿意尽我的力量来鼓舞你们……你不许关门！”

 

一个冬天的夜晚，我在电视公司遇到蔡瑞月先生。录影八点开始，她七点就到，仔细化妆，耐心等待，等到十二点才上镜头，录完影已是凌晨一点半。望着那静坐的身影，我想起幼年在《学友杂志》读到有关于她的介绍。我第一次知道，《红菱艳》之外，中国人也跳舞。中学时代看她的表演会，我第一次知道，中国男孩子也可以跳舞。三十年前，舞蹈环境还比今天恶劣，三十年的舞蹈生涯，一路是何等的风景！蔡先生却沉住气训练了一代又一代的舞者。三十年后，她依然充满敬业精神地把头抬得高高，静静等待上场。我忍不住上前倾诉自己的敬意与感动。我说：“如果没有蔡先生这样的舞蹈老师，今天不会有年青一代的舞者，不会有云门舞集。”蔡先生显然吃了一惊。她愕了一下，然后，很简单，很诚恳，也很肯定地答道：“还是会有的，只是会慢一点。”

 

一夜不眠之后，我去拜访仅有一面之缘的叶公超先生。叶先生在五分钟内答应出面召集云门的基金会。云门终于有了一笔为数不大却足以解饥救急的周转金。史惟亮先生也雪中送炭地重写了《小鼓手》。前年春天，云门东山再起，与小大鹏在艺术馆携手演出。《小鼓手》为云门开拓了《吴凤》、《看海的日子》这片宽广的大地。

 

去年春天，史惟亮先生病逝荣总。从医院出来，我一路号啕。哭史先生的壮志未酬，也哭自己的脆弱无能。

五月初的清晨，我打电话给俞大纲先生，请教一些唐诗的问题。办公室接电话的小姐，慌乱地、语无伦次地答道：“你要找俞先生，到台大医院太平间，快去！”这一回，我哭不出来了，只告诉自己，要长大，要成熟，要肩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