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歌舞概况

 据1990年人口普查统计，全国彝族人口有六百五十七万余人，而云南的彝族就有四百零四万五千余人。云南全省现有一百二十八个县(市)，彝族在一百零四个县(市)均有定居点和聚居村寨。其中彝族人口上万的县市有七十四个，自治州二个，自治县十四个。

 据不完全统计，云南彝族有五十多个支系，自称和他称达七十七种之多。新中国建立后，根据广大彝族群众的意愿，正式定名，统称为“彝族”。

 彝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分六个方言区，四个次方言区，二十一个土语区、二十二个次土语区。尽管各种方言、土语、次土语之间有较大的差别，但在语法结构、基本词汇和语音等方面都有共同之处。此外，大部分彝族群众自古就有使用双语(如彝-汉，彝-白，彝-哈尼……)和多种语言的传统语言习惯。这种庞大纷繁的少数民族语言现状，构成了一个极其奇妙特殊的彝族语言大系。

 彝族有本民族的文字，古代史书和民间将古彝文称为“倮文”、“僰文”、“夷文”、“毕摩文”等。各个历史时期用彝文撰写的典籍繁浩，内容涉及哲学、文学、科技、医学、天文、宗教、农牧、文学艺术等各个范畴

 近百年来，关于彝族族源问题众说纷坛，主要有“东来说”、“西来说”、“南来说”、“北来说”、“土著说”、“卢人说”、“卢戎说”等八种学派。通过近年来对彝族地区大量田野调查和考古新发现的研究，云南多数学者和广大彝族干部群众较为倾向和所接受的看法是“北来融合说”与“云南土著说”。

 生活在一百七十万年前的“元谋猿人”的化石遗址，就在今楚雄彝族自治州一带的金沙江流域。这一带不仅是人类进化的一个重要基地，而且还是人类童年时代的一个摇篮。在六千年至七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期，与彝族存在渊源关系的古羌人创造了青海大通县马家窑舞蹈纹饰的彩陶盆。这些以畜牧为主，兼事农耕的古羌人从河湟流域出发，向四方迁徙发展。其中一支至西南金沙江南北两岸的广大地区，与古越人相邻杂居，形成“耗牛羌”。直抵滇池、洱海周围，在今天的云南广大地区创造并遗留了与北方、西北形制极为相似的多种新石器文物。

 约当中原春秋战国时期，与彝族有直接渊源关系的各族歌舞便出现了前所末有的繁荣。楚雄万家坝、南涧、弥渡等县出土的早期型铜鼓、编钟、属配套使用的古乐器。证明彝族先民及周围其他民族在当时已经有了较高水平的音乐舞蹈活动。

 战国至两汉的“滇国”，民族歌舞又有了更大的发展。祥云大波那铜葫芦笙、编钟和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出土的大批青铜乐舞俑，青铜器上的乐舞形象、乐舞纹饰，反映和折射出当时民族乐舞兴旺鼎盛的局面。诸如铜鼓舞、葫芦笙舞、羽舞、干戚舞、铃舞、徒手舞、踏歌之类道地的“西南夷歌”、“文成颠歌”，至今还可以在广大彝区寻到它们的遗踪。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贮贝器上还铸有一件曾盛传于中原。它在这里则是与滇人的铜鼓合奏的和谐场面。

 《吕氏春秋》中所记载的“葛天氏之乐”，据前清旅滇文人陈柞祚兴考证称即是彝民踏歌的孑遗。歌词完整地保存在《后汉书》中的“白狼歌”三章，又称“慕化归义”乐歌，是南可唱可舞的“夷歌”。曾于当时向中原朝廷献演，成为汉·永平年间的一桩盛事。近人研究，多认定“白狼歌”是“彝语文民族歌舞”，其语言是“白狼文是倮倮文的前身”。（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

 在弥勒县金子坡崖画、路南县石林崖画、邱北县狮子山崖画的祭祀舞蹈场面、杂耍、羽舞人等图像，与汉代两次由滇入洛阳宫廷献艺的乐舞有某种关联。在汉代曾风行于川、黔、滇之间的“巴渝舞”及彝文史书《西南彝志》中记载的战阵舞与遗存至南诏、大理的器械舞均有传承关系。现存众多彝族兵器舞中还能窥知古代刀光剑影的场景。

 魏晋南北朝至唐初的西烫民族歌舞与彝族歌舞的关系显得较为直接。除铜鼓乐舞、葫芦笙舞、器械舞外，最突出的便是踏歌。从昭通霍承嗣墓壁画中两排穿着类如彝族诺苏支系服装，形似踏歌的图像看，当时可能设有乐舞奴隶供奴隶主行宴享乐。

 彝族形成期的南诏时代(公元八至十世纪)宫廷乐舞和民间歌舞再度辉煌。八世纪初叶，彝族先民联合洱海地区的白族先民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建立了南诏地方政权。南诏王大量启用白族、汉族官员，广采博收各民族的先进文化技术，将南诏艺术推向西南艺术史的颠峰期。

 南诏宫廷乐舞的发展以大型歌舞《南诏奉圣乐》为标志，它具有里程碑意义，与同时期被朝廷纳入唐代十四部国乐(《唐会要》)的其它各部乐并驾齐驱于盛唐乐舞坛。

 与《南诏奉圣乐》相适应的是南诏时代所建立的完整的礼乐制度。在南诏政权最高文职官署“九爽”中，专设有主管礼乐的“慈爽”官职。在官廷仪仗队中伎乐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凡对内、对外的重要场合，均有南诏伎乐吹奏表演。在南诏王室或官员宴会之时，以乐舞娱客之俗随处可见。席间，既有以类似彝族葫芦笙劝酒的“酒至客前，以笙推盏劝踊”，也有用西北少数民族的“龟兹”、“胡部”乐舞为贵客表演的。有时官员们还粉墨登场，离席手舞足蹈一番，“更相宴乐”‘作乐相庆，惟务迫欢”。隆重场面则以“骠国乐”待客。

 与此同时，南诏时期的佛舞、巫舞、庙会歌舞竞相登场。各种歌舞艺术琳琅满目，争奇斗艳。“菩萨蛮”、“赞普子”、“骠国乐”、“天乐”、“盖罗缝”、“踏歌”、“马舞”、“象舞”、“葫芦笙舞”、“铜鼓舞”及各类器械舞在广大彝语支民族中流传。有的乐舞甚至传到中原腹地，被后世各代文人墨客咏赋。踏歌、葫芦笙舞、铜鼓舞、耍马舞、器械舞等这类与彝民族生产、生活更为贴近的舞种则较多地被彝族后人承续下来，一直延续至今。

 随着南诏、大理国的崩溃和衰落，彝族向四面八方迁徒。相当一些彝族支系退至封闭和半封闭的高寒山区、半山区生活，他们也将很多传统民族歌舞带到了这些地区。元明清时的当地文人与内地流官、宦人在滇亲眼目睹到丰富多采的彝族歌舞和奇风异俗。他们的记叙，留下了彝族歌舞艺术的珍贵资料。从中明显看出与今彝族有直接渊源关系的数十种彝族古代民族传统歌舞，大致有:口琴舞、葫芦笙舞、月琴舞、羊皮鼓舞、铜鼓舞、鼓舞、干舞、刀舞、羽舞、葛天舞、踏歌、手巾舞、跳月、丧葬舞、巫舞、乡傩舞、喜事宴乐舞、丧葬宴乐舞。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彝族舞蹈以崭新的风姿登上了历史舞台，为了更广泛地团结各族人民一致抗日，建水的建民中学编排了彝族集体舞。在“西南联大”中共地下党的领导组织下，《阿细跳月》、《撒尼跳鼓》、《乐穿花》、《猴子扳包谷》、《彝汉一家》、《插秧谣》等二十多个彝族歌舞应运而生。1945年路南“圭山彝胞音乐舞踊会”(文称“圭山彝胞旅昆演出队”)带着《跳鳞甲》、《跳叉》、《鸽子渡食》、《猴子扳包谷》、《阿细跳月》等一批彝族歌舞到昆明演出，轰动了整个昆明城。

 抗战胜利后，彝族歌舞又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战斗宣传作用。当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七、八、九支队中广为传演的彝族歌舞有《斗蹄壳》、《满三娘劳军》、《圭山谣》、《碗豆秧》、《老人家》、《打跳》、《烟盒舞》、《战斗在哀牢山上》等。这些新的彝族歌舞还成为云南各大、中、小学进行民主斗争的重要内容。彝族歌舞是四十年代云南新舞蹈运动中的一重要组成部分。

 云南大部分彝族同胞多聚居于乌蒙山、哀牢山、小凉山、无量山、罗坪山等丛山峻岭山区、半山区和高寒山区。由于历史原因，直到解放前夕，彝族地区同时分别存在着原始社制残余、完整的奴隶占有制、封建领主制、封建地主制以至官僚资本主义的诸种社会形态。这种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彝族历史发展特点和立体型的居住自然环境导致云南彝族传统民间舞蹈一方面是种类、套路奇多，如百花争艳目不暇接，另一方面彝族舞蹈的发展又受不同社会形态、自然地理、社会生产力等的制约，同时具有从古老原始至已成民族歌舞戏剧等多种形态的特殊民族舞蹈文化现象。

 通过十来年全面广泛的舞蹈普查工作，已在云南省十七个地区(州、市)范围内搜录到的彝族民间舞蹈共一百七十三个舞种，一千九百种跳法(套路)。关于这些浩繁纷呈的彝族民间舞蹈的概括分类，目前尚未形成统一意见。

 由于云南彝族地区直到建国前夕还保留着并存的多种社会形态，现存彝舞中即有一部分舞种仍保留着与原始公社制相适应的远古风貌。流传于永平、云龙两县彝族椤武世代相承的“鲁鲁则”，是一种无伴奏、无音乐的纯舞蹈。这种舞全凭变化不同的踏跺节奏贯穿全舞。其间，偶尔在特定的套路中插入有节律的“唔、唔、唔”或“切、切、切”之类单音词助兴。其内容主要为模仿动物形态、再现劳动生产和狩猎。无音乐的纯舞在各民族传统舞蹈中均较为罕见，应视为彝族发端期原始舞蹈的孑遗。

 以联袂环舞、顿足踏跺，击节歌舞为主要共同特征的彝族传统舞蹈与鲁鲁则有渊源关系，属一元多支或同宗近支的舞种。如“古则”、“锅克”这类打歌、踏歌之类的彝舞近支“打歌”、“跳歌”、“跌脚”、“左脚舞”、“嘎开”、“跳脚”、“葫芦笙舞”等舞种几乎遍布大理州、楚雄州、保山地区、临沧地区所辖各彝村。其它分散的彝区尚有多种不同称谓，但主要动律和跳法相近的同类舞种。这类踏跺击节、笙歌环舞的彝族民间舞蹈与傈僳族的“哇其”，纳西族的“哦忍仁”、“哦蒙达”、拉祜族的“跳葫芦笙”、白族的“哩格高”、藏族的“果卓”等有诸多的共性。这些共性特点乃“氐羌古风”，是源远流长的彝族文化艺术的历史积淀。

 古滇文化高峰期的典型代表之一，是楚雄万家坝、祥云大波那、昌宁、牟定、南涧、弥渡和江川李家山、晋宁石寨山等春秋战国的铜鼓。古代史家说“蛮夷之乐，有铜鼓焉”，“俗尚铜鼓……时时击以为娱。”地处滇东南的彝族支系“倮人”仍分别有数量可观的传世铜鼓及其世传铜鼓乐舞。铜鼓舞典型的闪动韵律与打歌、跌脚、跳笙的步法、动律如出一辙。铜鼓舞是古代跌脚之类的舞蹈基础上派生发展出来的，它的风格属于舞族跌脚、打歌、葫芦笙同一系统。

 广布在彝族民间的棍舞、矛舞、大刀舞、猎叉舞、画面刀舞等十余种持器械的武舞，直接或间接地折射出彝族社会进步与发展的足迹。各类兵器的主要功能无疑是为部落和部族战争服务的，但是长期广泛使用兵器的过程中，也孕育了彝族民间和宫廷的各种武彝。如唐代《南诏奉圣乐》中便有庞大的“军乐部”；元明清时多见“奋臂挝铜鼓，吹唇舞洞刀”，“村甸间击大鼓，吹芦笙，舞干为宴”(明·钱古训《百夷传》)等记述。

 彝族的宗教信仰情况比较复杂，主要有原始宗教(巫术)、道教、佛教等。十九世纪末叶，天主教、基督教先后传入彝区，但信仰者甚少。其中，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巫术)在绝大多数彝区流传面最广。道教或道巫杂混信仰也有一定范围内流传。彝族的原始崇拜主要有：祖先崇拜、英雄祟拜、土主崇拜、虎崇拜、树祟拜、龙崇拜、葫芦崇拜、竹崇拜、马樱花崇拜、火崇拜、太阳祟拜、山神崇拜等十余种。此外，各地区各支系和各家支还有各不相同的祟拜对象。但大多数都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但凡彝族群众举行各种宗教祭祀活动、民族节庆、婚丧嫁娶和生儿育女、耕种收割、建房迁居都少不了要表演与之相关并具有某些崇拜内容或寓意的宗教歌舞。类似“巫舞”、“跳哑巴”、“跳德”等舞蹈始终带有非常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它们的主要内容不外是驱鬼敬神、安魂送灵、占卜祈祷。舞者多系有师承关系的男女巫师。表演这类“娱神”的节目时，还有很多不成文的禁忌和规矩。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彝族人民文化科学水平的不断提高，如“水龙舞”、“跳老虎”、“跳猫猫”、“跳小豹子”、“狮舞”、“扁鼓舞”、“牛孔鼓舞”、“秧佬鼓”这类原本属宗教祭祀性质的舞蹈，其宗教迷信色彩现已逐渐淡化。

 彝族人民热情好客，以礼敬宾的礼仪饮宴歌舞习俗源远流长。早在南诏时期即有各种宫廷宴乐礼制和专门用以礼仪活动的十余种歌舞。而今，在滇西多数彝民聚居区还广布着较为完整的“捧盘舞”、“跳菜”之类专用于待客敬宾的传统歌舞。其它彝区也流传着“酒礼舞”和一些同类传统节目。

 彝族礼仪歌舞亦可在群众红白喜事待客时表演。它把歌舞表演与款待宾客仪式揉为一体，在轻歌漫舞并带几分杂耍绝技的表演中使客人从生理到心理同时得到满足。这种礼仪舞主要用于娱人逗趣。表演中多为夸张变形、风趣逗乐的舞蹈动作。表演的总体风格偏重轻松愉悦，并略带几多诙谐。它与其它彝族舞中常见的粗犷豪放、刚劲有力风格迥然不同。

 “烟盒舞”流布于滇南十多个县市，共有二百余种套路、跳法。这种彝族民间舞涵盖面甚广，既有原始初级的“三步弦”、“一步半”、“两步半”，又有绝活技巧的“猴子扳包谷”、“倒挂金钩”、“仙人搭桥”；有抒情传情的“踩谷种”、“大理弦”、“大小翻身”；有故事情节的“哑巴打草鞋”、“鸽子渡食”、“撵秧鸡”等。此外，还有部分套路已具有舞蹈小品和近乎小舞剧的因素。烟盒舞中颇具说服力的劝赌、戒毒唱词，曾起到显著的社会教化作用。

 传统的烟盒舞中有单人舞、双人舞、三人舞、四人舞和集体舞等多种表演形式。这在彝族传统民间舞中是一种较为典型的艺术现象。

 烟盒舞的最初形态和基本舞蹈语汇是“三步弦”、“正弦”。彝族民间艺人将其形象地呼之为“母弦”、“弦娘”。而“子弦”、“杂弦”则系各地彝族(包括汉族)群众和艺人在“母弦”、“弦娘”基础上长期创造发展积累而成的套路、跳法。

 主要流传于建水县、蒙自县一带的彝族花灯舞蹈是彝族传统歌舞与花灯小戏融汇演变出的新舞种。彝族花灯大约始于清朝雍正年间，盛于清末。初期曾受到内地汉文化的较大影响，其唱本和唱腔多来自江南民间花灯，经过不太长的时间，滇南彝族歌舞将其“变服从俗”，演化为以彝族风格特色为主的一种综合艺术门类。其中的舞蹈成分更多地保存着彝族的传统风格特色，但尚未被程式化。其中《打花鞭》、《莲花落》、《打花鼓》、《四大臣》等剧目则是以舞娱人为主。彝族花灯舞蹈主要是：“打响杆”(霸王鞭)、“扇舞”(含巾舞)、“花鼓舞”三种。这几种花灯舞蹈均有彝族独特的风格韵味。

 千姿百态的数百种云南彝族传统民间舞蹈，包容有从原始舞蹈雏形至雄壮辉煌的大型乐舞等多种艺术样式、形态。它们既是不同历史时期现实生活的直接或曲折的映照，还有彝族人民对理想和信念的追求。彝族民间舞蹈既有一元多支的本质联系，又有多元多支的地域差别、支系差异。彝族民间舞蹈是中华民族舞蹈艺术宝库中一枚光芒四射的明珠，它还是一部活生生的、立体的、富有神奇色彩的少数民族舞蹈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