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阐释中的“巴别塔” 跨文化舞蹈创作中的动作发生和文化转义

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学系和英国米德萨斯大学表演艺术中心合作的“舞动无界”项目让来自不同国籍、地域的编导、学者和演员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各司其事，又彼此干预，于互动中创作、表演和研究。本人作为中方观察学者之一，对中方编导赵铁春和英方编导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Ｌｕｎｎ的创作过程作了细致观察和思考，发现赵铁春和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Ｌｕｎｎ之间最大的不同是方法。赵铁春的整个创作都是冥思苦想，一点一点研磨动作，后者用各种方法有序地、渐进地激发演员自己出动作。前者看上去很辛苦，一天出不了几个动作；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Ｌｕｎｎ看上去很讨巧，能够自己不费力，得到很多动作素材。他最多的动作不是示范，而是记录，对每个演员的每段动作进行整理，最后编排，过程同样辛苦。
    动作的发生和文化的转义
    在此所言之动作发生和文化转义，有一个基点，即：赵铁春和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Ｌｕｎｎ两个编导都是以对方的文化元素作为创作起点，前者用莫扎特的音乐，后者用中国的诗词，以此激发演员的动作。在这个过程中，莫扎特的音乐和中国的诗词都失去了原本的涵义而成为编导意图的注脚或者跳板，同时由于演员的深度参与，而使创作出现更深层次的文化转义。这一切都彼此关联，但又相互独立，勾连出“舞动无界”中参与者因文化背景、角色身份、气质个性的不同所呈现的思维差异。
    赵铁春播放莫扎特的Ｃ小调弥撒曲，让演员根据内心感受来做出相应的动作。在进入排练室之前，赵铁春心里先有了“纸钱”作为表意的核心物，与现实的“动荡世界”中的地震、死亡直接发生关系。他是从意义中寻找形式，根据女演员做出的汉族民间舞蹈胶州秧歌“小嫚扭”作为动机，发展、寻找明确指向性和具有寓意的动作，调度、动作质感（心里的劲儿）都要和意义有直接关系。比如：四人调度和“家庭”概念的一种内在联系。整个创作过程中，音乐一直作为动作发展延续的情感主轴。莫扎特在这个音乐作品中把向上帝的祷告转化为对自己爱情的歌颂，赵铁春则把这一爱情赞歌转化为“５·１２”汶川国殇的悼念，直接和中国文化中代表死亡的符号——“纸钱”对位，也可以说是和弥撒曲中的安魂曲形式直接对位，但已经脱离了莫扎特音乐的原义。
    同时，编导对“纸钱”通过颜色的改变进行了意义转化。在中国的民间，红色代表吉祥，只有婚礼的喜事才用，死亡的丧事是用白色的。当纸钱由白色变为红色之后，一种对死亡情绪进行升华的意境就表现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胶州秧歌中的轻松俏皮的“小嫚扭”动作也是外化出来的心态，进而拉长其动律，不一样的意味便显现出来。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Ｌｕｎｎ 先后用唐代诗人柳宗元的诗作《江雪》、当代作家曹禺的话剧《北京人》片断、宋代词人辛弃疾的词作《村居》、当代诗人徐志摩的诗歌《别拧我，疼》，还有演员自己创作的诗歌来启发动作，并要求演员只对文学文本中的字（而非句子）做出反应（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Ｓ，ＮＯＴ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Ｌｕｎｎ的创作是一个很清晰的程序：１．演员根据文学文本出动作；２．将不同的人的不同舞段打碎重组，出现画面调度；３．与２同时进行，选择音乐试效果，确定不同舞段的音乐；４．最后组合各配乐段落，形成完整作品。文学文本是进入、启发动作的途径，动作的指向性也很明确，但接下来会被赋予另外的环境，比如音乐。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Ｌｕｎｎ要求对文学文本意义的剥离，之后在动作重组中配上相同质感的音乐，使动作意味发生变化。他的这种做法隔离了文学文本构成的形象、意义和意境韵味，实际上已经是在消解中国文化中最为核心的艺术精神。
    演员、文化惯性和误读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Ｌｕｎｎ在英国就是用莎士比亚的文学启发演员，因为更有画面感，用中国的诗词启发中国演员也是这个道理。中国演员可以在自己熟悉的文化经验里生发动作。但是，语义的转化同样发生在文化内部，演员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语言的理解是不同的。
    演员对“字”做动作的方法是去意义的，但演员在中国文化环境中还是要理解那个字的指向。现代白话有很多无意义的助词，演员在《北京人》的对白中寻找动作会感觉到难度大。相比之下，古代诗词简约实在。辛弃疾的《村居》中有句“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联合编导Ｃａｒｏｌｙｎ Ｃｈｏａ 是香港人，她发给演员的文字是繁体，便有了当代简体的“檐”和古代繁体的“簷”的差别，有演员就发问：屋檐不是木制的吗？怎么会是竹字头？经过解释之后，他的动作里用“双手搭凉棚”来表现。这就是字形对于动作的影响。还有其他诸如：“在”字用“栽”和“载”等动词来体现，“蹭”字用民间舞蹈的“拔泥步”来表现“噌噌噌”的感觉。这里面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字中象形、谐音、会意等构造原则对中国演员的熏陶，他们也在自己的创作中，体验了一种深层的语言学意义上的文化转义。
    因为演员表演的现场效果很好，《北京人》在观众中的反响很大，但是很多人不明白这个名字和作品内容到底联系何在？既看不到曹禺笔下的人物，也无法辨识所身处的这个城市里的人的特征。因为我们对自己太熟悉了，也顺从一种认知的惯性，所以舞台上的一切都是被编导“陌生化”的结果。
    “巴别塔”依旧
    因为试图建立巴别塔而获罪于上帝的人类，在语言和种族的隔阂中无法沟通并完成此项浩大工程。当人们试图通过情感和艺术的形式来抹平交流的鸿沟时，我们依然会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价值判断所产生的误读构建了另外一座巴别塔——这个不同思维方式碰撞后所映射出的镜像，构成了全球化大势中文化交流中的景观，也为保留多元的文化样式提供了有效机制。
    当舞蹈编导们穿越文化载体和遗产的时代与地域界限，去寻找创作灵感和材料时，他们把形式的意义发挥到最大，从未消解了西方的、东方的、古典的、现代的界限和区别，但是我们依然能够看到流动于身体的文化印记，它会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标示着世界多样化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