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羽舞评] 一位具有悲悯情怀的现代舞人
- 舞蹈知识
- 2018-11-08
- 646
一位具有悲悯情怀的现代舞人——王玫
慕羽 (舞评人/博士,北京舞蹈学院副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舞蹈委员会会员)
2013年末,入冬以后北京最寒冷的一个夜晚。北京舞蹈学院的701教室挤满了风尘仆仆从校内外赶来的人,他们不是来看课堂汇报,更不是来观摩演出的,他们都是冲着一个讲座嘉宾来的。这种情形并不是第一次了,而只要这个场面出现,多半是因为这个人要登场发表艺术观点。
气场如此强大,她就是现代舞人王玫。这次她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她即将问世的第一部文字著作,即她从观众的“前视角”出发思考“舞蹈调度”的最新研究成果。一个非常学术化的课题,竟然吸引了那么多跨界的北京文青们。
王玫,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代现代舞人,无论是80年代末,还是21世纪初;无论是体制内外,还是舞院内外,都是特立独行的一个舞蹈人。这个曾经的“坏孩子”,如今已被业界称为“大家”。她也极富争议,既是由于她的不按常理出牌,也是由于王玫身后还有很多“准王玫们”的出现。
其实,她就是她,一个真实的舞蹈人,出自“学院派”,但她从未被学院派所规约,她最大的勇气就是用艺术的方式直面舞蹈界的病症,以及社会的病症。王玫近年的艺术追求,就是探索以现代艺术特有的认知世界的方式,去理解和表达中国文化,以及正在进行时态的中国国民的生存状态,是“现在进行时态”且“在地化”的创作。
她从未停止过表达,肢体的表达、文字的表达,都传递出了她灵魂的声音。广州现代舞基地开启了王玫对现代舞的认知,使得她从“范式”走向了“陌生化”,继而又寻求自我突破。对我而言,她的魅力还不在于她对编舞技法的探索,而是因为她是一位具有悲悯情怀的人。其实,王玫的创作带有个人化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融合特质。王玫在创作中无意识地接近了后现代,在她的作品中,传统的舞蹈元素被降到最低,生活关乎台上台下;在她的作品中,能看到生活中的身体,范式或权力规约的身体和乌托邦的身体……每一种身体都带有一种态度。
“放松”从思想开始,再突破动作范式——在体制内寻求“陌生化”
王玫的现代意识是从思想上的“松绑”开始的。80年代中后期,舞蹈界内部的相互松绑做不到,就从自我松绑开始吧。不得不承认,王玫有着极高的悟性和自我意识。从一开始,她就不曾表面模仿西方的现代或后现代技术,而是有一种自我的识别。王玫明确表示,现代舞“是创作的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差别,“而不是国籍性的差别。”
据说,1987年第一位到广州授课的现代舞老师——莎拉·史特豪斯(Sarah Stackhouse)来自美国林蒙舞团,她对王玫的影响很深。林蒙技术是美国现代舞训练的重要代表,该运动方式除了保留摆荡与重心转换的“跌落与复原”(Fall Recovery[1])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动作的圆滑顺畅,以及肢体各部位的分解。
王玫灵活运用了林蒙技术“形体交响”的理念,将中国朝鲜舞特有的呼吸动律融进了林蒙技术的身体摆荡和重心转换中。在《潮汐》、《两个身体》、《也许是要飞翔》等作品中,突破了现有主流创作范式的王玫的技术特点逐渐形成,曹诚渊归纳为“由充满呼吸韵律的节奏和随时晃动的重心,所组成的奇妙动作质感”[2] 。难怪,当我们从国际视野的角度审视王玫的作品,就会理解她所强调的,要“走出西方现代舞的影子,不再借用别人的语言来说话,而是用我们自己独创的语言来表达我们自己现在的心情和状态”[3]。
如今,王玫较欣赏的编导是法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编舞之一玛吉·马兰(Maguy Marin),代表着“舞者不舞”和“重构经典”的后现代气质。王玫作品的选材和立意的独特性也是备受肯定的。这不只是主体意识呈现或彰显的问题。其关键是在自己熟悉的生活和既有的经典文本中,如何寻找到间离效果的“主体意识”,来表达最真实的内心。
80年代末,王玫在分析《潮汐》时,就曾提到过要用“第三只眼”来审视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或者说是自己心中的那个世界。多年以来,王玫的世界横跨了舞蹈界和社会百态。因此,即便王玫常常都有对其作品的自主阐释和解读,更重要的是,她的很多作品往往能激发出观众多样化的思考和反馈。
从早年的《潮汐》到21世纪初的《我们看见了河岸》等作品都呈现出一个特点:既是对舞蹈界内部的反思,也是对社会现象的人文反思。比如王玫1988年根据作曲家亚尔的同名音乐创作的《潮汐》既是中国社会变革后的心之潮汐,也是她对动作自身的运动规律和结构规律的一次探索。《我们看见了河岸》是王玫版本的《黄河》,既是王玫对当代中国舞蹈语言变革的思考,也是对于社会变革对中国人心灵变革的思考;既然看见了“河岸”,但能否过河?怎样过河呢?作品提供了思考的起点。
王玫作品的潜动力是什么呢?另一位编导高成明指出,她的独到在于能在“常态”题材中产生“非常态”意念和想象力,并能巧妙而有效地触碰和延伸至我们认知的盲点,并开拓出新的意识和联想空间[4]。
王玫十分热爱教学,也尊重学生,她的治学态度非常让我敬重,听其声音,看其文字,观其学生,最能让人感到“王老急”“王铁玫”的真性情。
或许由于王玫的个人魅力或是气场过于强大,使得舞院也出现了一种批量复制的“王玫舞风”,强调呼吸、节奏和重心挪移,身体的甩、摆、荡、走、跑、冲、撞,以及动作与情感瞬间的收紧与放松,放大与缩小,反复与重复……其实,这并不是王玫能控制的,这是舞院,或者说中国式教育的一种惯性。
王玫指导的现代舞班是“以王玫个人工作坊的艺术运作方式进行艺术活动和专业教学安排的。”一方面,“遵循创作自主、尊重个性的原则”,另一方面,“严格把关,把握整体大方向。”[5]当然,王玫的教学本身也在改变,我们还将拭目以待。
值得庆幸的是,当学生们毕业距离舞院远了,其中有不少学生的确得到了王玫的寻找“独特性”的真传,“年轻时,我们是用身体跳舞,年老时,我们是用灵魂继续”,每个个体的灵魂当然是不同的,个别毕业生逐渐在世界的舞台上找到了自己,突破了“王玫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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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羽 (舞评人/博士,北京舞蹈学院副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舞蹈委员会会员)
2013年末,入冬以后北京最寒冷的一个夜晚。北京舞蹈学院的701教室挤满了风尘仆仆从校内外赶来的人,他们不是来看课堂汇报,更不是来观摩演出的,他们都是冲着一个讲座嘉宾来的。这种情形并不是第一次了,而只要这个场面出现,多半是因为这个人要登场发表艺术观点。
气场如此强大,她就是现代舞人王玫。这次她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她即将问世的第一部文字著作,即她从观众的“前视角”出发思考“舞蹈调度”的最新研究成果。一个非常学术化的课题,竟然吸引了那么多跨界的北京文青们。
王玫,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代现代舞人,无论是80年代末,还是21世纪初;无论是体制内外,还是舞院内外,都是特立独行的一个舞蹈人。这个曾经的“坏孩子”,如今已被业界称为“大家”。她也极富争议,既是由于她的不按常理出牌,也是由于王玫身后还有很多“准王玫们”的出现。
其实,她就是她,一个真实的舞蹈人,出自“学院派”,但她从未被学院派所规约,她最大的勇气就是用艺术的方式直面舞蹈界的病症,以及社会的病症。王玫近年的艺术追求,就是探索以现代艺术特有的认知世界的方式,去理解和表达中国文化,以及正在进行时态的中国国民的生存状态,是“现在进行时态”且“在地化”的创作。
她从未停止过表达,肢体的表达、文字的表达,都传递出了她灵魂的声音。广州现代舞基地开启了王玫对现代舞的认知,使得她从“范式”走向了“陌生化”,继而又寻求自我突破。对我而言,她的魅力还不在于她对编舞技法的探索,而是因为她是一位具有悲悯情怀的人。其实,王玫的创作带有个人化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融合特质。王玫在创作中无意识地接近了后现代,在她的作品中,传统的舞蹈元素被降到最低,生活关乎台上台下;在她的作品中,能看到生活中的身体,范式或权力规约的身体和乌托邦的身体……每一种身体都带有一种态度。
“放松”从思想开始,再突破动作范式——在体制内寻求“陌生化”
王玫的现代意识是从思想上的“松绑”开始的。80年代中后期,舞蹈界内部的相互松绑做不到,就从自我松绑开始吧。不得不承认,王玫有着极高的悟性和自我意识。从一开始,她就不曾表面模仿西方的现代或后现代技术,而是有一种自我的识别。王玫明确表示,现代舞“是创作的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差别,“而不是国籍性的差别。”
据说,1987年第一位到广州授课的现代舞老师——莎拉·史特豪斯(Sarah Stackhouse)来自美国林蒙舞团,她对王玫的影响很深。林蒙技术是美国现代舞训练的重要代表,该运动方式除了保留摆荡与重心转换的“跌落与复原”(Fall Recovery[1])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动作的圆滑顺畅,以及肢体各部位的分解。
王玫灵活运用了林蒙技术“形体交响”的理念,将中国朝鲜舞特有的呼吸动律融进了林蒙技术的身体摆荡和重心转换中。在《潮汐》、《两个身体》、《也许是要飞翔》等作品中,突破了现有主流创作范式的王玫的技术特点逐渐形成,曹诚渊归纳为“由充满呼吸韵律的节奏和随时晃动的重心,所组成的奇妙动作质感”[2] 。难怪,当我们从国际视野的角度审视王玫的作品,就会理解她所强调的,要“走出西方现代舞的影子,不再借用别人的语言来说话,而是用我们自己独创的语言来表达我们自己现在的心情和状态”[3]。
如今,王玫较欣赏的编导是法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编舞之一玛吉·马兰(Maguy Marin),代表着“舞者不舞”和“重构经典”的后现代气质。王玫作品的选材和立意的独特性也是备受肯定的。这不只是主体意识呈现或彰显的问题。其关键是在自己熟悉的生活和既有的经典文本中,如何寻找到间离效果的“主体意识”,来表达最真实的内心。
80年代末,王玫在分析《潮汐》时,就曾提到过要用“第三只眼”来审视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或者说是自己心中的那个世界。多年以来,王玫的世界横跨了舞蹈界和社会百态。因此,即便王玫常常都有对其作品的自主阐释和解读,更重要的是,她的很多作品往往能激发出观众多样化的思考和反馈。
从早年的《潮汐》到21世纪初的《我们看见了河岸》等作品都呈现出一个特点:既是对舞蹈界内部的反思,也是对社会现象的人文反思。比如王玫1988年根据作曲家亚尔的同名音乐创作的《潮汐》既是中国社会变革后的心之潮汐,也是她对动作自身的运动规律和结构规律的一次探索。《我们看见了河岸》是王玫版本的《黄河》,既是王玫对当代中国舞蹈语言变革的思考,也是对于社会变革对中国人心灵变革的思考;既然看见了“河岸”,但能否过河?怎样过河呢?作品提供了思考的起点。
王玫作品的潜动力是什么呢?另一位编导高成明指出,她的独到在于能在“常态”题材中产生“非常态”意念和想象力,并能巧妙而有效地触碰和延伸至我们认知的盲点,并开拓出新的意识和联想空间[4]。
王玫十分热爱教学,也尊重学生,她的治学态度非常让我敬重,听其声音,看其文字,观其学生,最能让人感到“王老急”“王铁玫”的真性情。
或许由于王玫的个人魅力或是气场过于强大,使得舞院也出现了一种批量复制的“王玫舞风”,强调呼吸、节奏和重心挪移,身体的甩、摆、荡、走、跑、冲、撞,以及动作与情感瞬间的收紧与放松,放大与缩小,反复与重复……其实,这并不是王玫能控制的,这是舞院,或者说中国式教育的一种惯性。
王玫指导的现代舞班是“以王玫个人工作坊的艺术运作方式进行艺术活动和专业教学安排的。”一方面,“遵循创作自主、尊重个性的原则”,另一方面,“严格把关,把握整体大方向。”[5]当然,王玫的教学本身也在改变,我们还将拭目以待。
值得庆幸的是,当学生们毕业距离舞院远了,其中有不少学生的确得到了王玫的寻找“独特性”的真传,“年轻时,我们是用身体跳舞,年老时,我们是用灵魂继续”,每个个体的灵魂当然是不同的,个别毕业生逐渐在世界的舞台上找到了自己,突破了“王玫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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