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林争霸》和舞者的故事
- 舞蹈知识
- 2018-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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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舞是一种信仰” 《舞林争霸》和舞者的故事
舞蹈圈流传着一句玩笑:《天鹅湖》上演了,你是其中一只鸟;《吉赛尔》上演了,你是其中一个鬼。人们记得的是,《白毛女》拼了《吉赛尔》,《天鹅湖》拼了《唐吉诃德》,中国传统舞蹈的比赛形式决定,“舞者是谁?谁都记不住。”
27岁的段婧婷曾是上海芭蕾舞团的领舞,她对舞蹈的记忆,首先来自牙膏的味道。
十八年前段婧婷考进上海舞蹈学院学跳芭蕾舞,封闭式训练7年。每天早上上课之前,第一件事就是称体重——舞蹈团的体重秤很特别,是拨两的,一两一两地拨:“谁重了一两,就罚站,超过几次就算旷课。”
饿的时候,段婧婷就和同学们偷偷藏零食,把零食藏在有拉链的娃娃、枕头里。每次都会被老师翻出来,藏几包就去操场罚跑几圈。
“不敢藏零食了,就吃牙膏,也不会发胖。不同口味的牙膏我们都吃过,吃出经验了:草莓味的好吃。”段婧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金宇倒是想吃就吃。他26岁,从2000年到2013年,他的体重从180斤长到了240斤。在180斤的时候,他想跟朋友们玩街舞,朋友不带他,因为太胖了。他一再央求,朋友玩笑说:你一星期之内把倒立练出来,就带你玩。金宇果真在一星期内练会了倒立。
金宇的人生有三大梦想,第一是找一个漂亮的女朋友,他为此频频在各大电视台相亲节目中亮相。但女朋友这个梦到现在还没实现。另外两个梦想都与跳舞有关:“我想让人家知道我金宇跳街舞很厉害,我想开一个属于自己的舞房,有自己的团队。”后两个梦想,他都实现了。
2013年2月,段婧婷和金宇出现在了东方卫视一档名为《舞林争霸》的舞蹈真人秀节目中。节目的原版是美国版舞蹈真人秀《So you think you can dance》(你认为你能跳舞,那就来吧!),引进版由东方卫视与《中国好声音》制作团队灿星合作。
“简单、原始本能、跳出自己”,节目模式被浓缩为10个字,导演徐向东认为,冲着这10个字,就值得为50万英镑的版权费埋单。
中国舞蹈家协会活跃着五千多名舞者,他们大多是来自“体制内”,而更多的“体制外”舞者,则不可计数。
舞者是一个有些理想主义色彩的职业,舞蹈学院的学生,从小平均要花7年时间学练基本功。大部分时候,舞者只是歌手身后伴舞的舞群,各大晚会的背景墙。
借由原版的影响力,中国版在舞蹈圈“一呼百应”,中国舞蹈家协会还专门为它下发了“红头文件”,请各舞蹈团配合舞者的选拔。沉寂良久的舞者们,也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
“我胖,我摔不疼”
金宇最初学跳舞,是为了吸引女孩子喜欢;后来,他跳舞是为了“争口气”,“证明胖子也能跳舞”;再后来,他想“推广街舞文化”,让更多人加入;但现在,他的舞蹈工作室因为学员稀少,正面临倒闭。
金宇跳街舞有自己的风格,他称为“hitting style”,撞击风格。简单来说,就是跳跃起来,再身体倒地,用全身击打地面:“你和瘦子比倒立,你比不过人家,你和人家比体力、比耐力,也比不过。我胖,我摔不疼,那我就比撞击。”
金宇最初迷上街舞,和他的第一个梦想有关:“街舞嘛,很炫,跳出来可以让很多女孩子喜欢。”
2000年,全国的女孩们都在迷恋一个叫H·O·T的韩国组合,安七炫领衔的几个二十多岁“花样美男”跳着韩式街舞一出场,就会引来疯狂尖叫。家住上海的金宇和几个喜欢踢足球的朋友一起,模仿H·O·T组建了一个组合,开始学跳街舞。
那时,中国还没有几家专门教街舞的舞蹈工作室,金宇就和朋友们从网上下载国外的视频跟着学。广场、银行门口、小花园都是他们练舞的场地。常常会遇见各路“身怀绝技”的舞者,一个单手倒立厉害,另外一个旋转功夫不错,大家就一起斗舞。
后来跳舞是为了争一口气。家里亲戚都嘲笑金宇,说他这么胖,跳不出来的。金宇成长于单亲家庭,一手将他带大的父亲也不支持他跳舞。
“胖子也能跳舞的,我要证明给他们看。”金宇一边跳舞,一边打工,布丁店、专卖店、麦当劳他都做过,但每份工作都干得不长,他在那几年换过六七份工。换工的原因是:这些店里总会放音乐,金宇趁领导不在、顾客也少的时候,在店里跳两下。这让人觉得,他不专心工作,也容易开小差。“其实也不是大幅度地跳,只是律动一下自己的身体。”
下了班,他继续练舞。上海新天地内的一家商场成了他固定的练舞场地。那里有一个长长的室内走廊。他一个人在那里,戴着耳机练舞摸索,一练就是两三个小时。过路人总会投来嘲笑的神情,他也不理会。“我内心总是有个声音,我要厉害,我要强,我要战胜嘲笑我的人”。
2005年,他的撞击风格在上海的街舞圈已经小有名气。那年他和另外九个玩街舞的朋友,组建了一个组合,取名“Groundsoul”,灵魂地板。这是一个纯粹的斗舞组合,他们和不同的舞团斗舞,参加街舞大赛,大家定下规矩:不商演,因为“商演会把我们的梦想搞垮”。
两年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动感地带”全国街舞电视挑战赛中,Groundsoul组合获得了华东赛区第二名。自卑的胖子金宇变得自信了。那时跳舞在他眼里,已经从“战胜看不起自己的人”,变成了一种热爱,还带着一些使命感,“推广街舞文化,让更多的人加入进来”。
“好日子”却随着组合成员一个个地离开发生了变化。十个人,有的出国,有的做销售,有的是公务员,各奔前程。“大家对跳舞失望了,它既不能带来名,也不能带来钱。”金宇说。获奖后的Groundsoul在一些演出商的邀请下,承接了一些演出,但很快他们就发现,出场费并不足以覆盖一个组合的日常开支。2009年,组合解散。金宇放弃跳舞,收心做起保安。
有时,他会向同事秀秀自己的街舞。一名保安大哥看完后,连连摇头:“你跳舞跳得这么好,为什么不继续跳?你傻呀?”
“是啊,我跳舞跳得这么好,为什么要放弃?”金宇又一次回到每天下班后疯狂练舞的日子。这时,“跳舞已经变成了一种坚持”。
2010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动感地带”全国街舞挑战赛中,金宇获得了Breaking一对一对抗赛全国第二名。也在这一年,他参加了第一季《中国达人秀》,身手灵活地跳了一段舞,台下评委高晓松双手举起大拇指:“你极大地为我们微胖界争了光。”
开舞房的计划在金宇的心里一直都在,父亲反对之下,他只好把计划一推再推。
2012年7月,一个在房地产公司做会计的朋友辞职了,他也是Groundsoul组合的一名成员,是父亲眼中“靠谱的人”。两人合伙租了一个120多平米的房子,办起了一个舞蹈工作室,沿用曾经组合的名字,专职当起了街舞老师。工作室投资30万元,搭档掏15万,剩下的15万是金宇父亲借外债借来的。
舞蹈工作室还单独为聋哑人开设街舞培训课,这些课程是免费的。“很多聋哑人喜欢跳舞,但没有一个舞蹈工作室能接纳他们。他们跟正常人跳舞的时候,会退到很后,他们心里很孤单,很自卑的,这种感觉我知道。”金宇说。
舞蹈工作室竞争激烈,Ground-soul又不太会宣传,来学跳舞的人少之又少。街舞老师的工资还得照开,还有租金、水电气费,这让工作室面临关张的危险。当金宇将舞蹈变成一种职业的时候,他碰壁了。
2012年底,微胖界金宇被节目组找到,参加《舞林争霸》。节目组一共邀请了两百多位舞者参加节目,四位评委杨丽萍、金星、陈小春、方俊,只要三位同意通过,舞者就会进入下一轮比赛。第一轮选拔出了一百多位选手。
他目前已经成功过关,进入下一轮比赛,假如能够一路过关斩将走到最后,金宇们所能得到的最高奖励是:去拉斯维加斯,和原版的胜出者同台表演,并能得到一纸价值100万元人民币的商业合约,甲方是灿星公司。
“分分钟被取代”
跟金宇不同,段婧婷最初学舞是“为了妈妈”。妈妈家有两姐妹,都喜欢跳舞,但家里的条件只能让一个孩子学舞,外婆让年幼一些的姨妈去了。姨妈现在还在搞舞蹈。让女儿跳舞成了妈妈梦想的延续。
在上海舞蹈学院七年,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是体能训练,早上训练三小时,中午吃饭一小时,下午训练四小时。如果被选中代表学校、代表国家去比赛,训练强度就会翻倍,四个老师盯着一个学生练。
跳舞渐渐变成了“为荣誉而战”。2002年,段婧婷被学校选中,代表中国参加“芭蕾舞界的奥运会”,保加利亚瓦尔纳“国际芭蕾舞大赛”。为此她准备了四个月。每天重复练踮脚、旋转、绷腿、大跳、变奏。“那时候用的是磁带式录音机,整盘磁带就录一首歌,老师把磁带放进去,不按暂停,就不停地放。一遍跳完以后,马上跑回去准备第二遍。一盘磁带放完半小时,休息十分钟,再倒回到开头,就这么反复地来。”
那一年,段婧婷拿到了最佳新人奖。评委对这位来自中国的小选手的评价是:“她有惊人的技艺。”在纯“技术”方面,很少有外国舞者能超越中国的舞者。
2003年,张继钢导演的原创现代舞剧《野斑马》开始了全球巡演。段婧婷被选为领舞,在舞剧中扮演一只金丝雀,随剧前往澳大利亚进行首演。
墨尔本维多利亚艺术中心。表演前一天,段婧婷和舞者们整天待在艺术中心内彩排。第一个大跳,第二个大跳,第三个大跳时,她踩到了舞台边缘,栽到台下,左手手腕的骨节凸了出来。最初以为只是脱臼。
半夜两点,段婧婷觉得越来越痛,等送到医院,才知道手已经骨折了。
第二天晚上,《野斑马》首演。当段婧婷从医院出来,左手打着石膏,绑着绷带回到演出现场时,她成了观众席中的一员,台上的“金丝雀”换成了临时顶替上来的一位群舞演员。
“像我们这样的小舞者,分分钟被人取代。”她第一次有了危机感。
幸运的是,受伤没有影响段婧婷之后的舞蹈生涯。那年毕业,她进入上海芭蕾舞团,从金字塔底——群舞跳起,三年后成为领舞。
在段婧婷眼里,“体制内”的生活大致是这样的: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你只要每天完成规定好的日程,把今天跳的这几个八拍跳好就可以了。
那段时间,“跳舞成了一种惯性,团里、宿舍,两点一线。”她说。
在2013年3月10日的《舞林争霸》中,评委金星(上图)与方俊因对一名舞者的不同评价而起争执,金星愤怒离席。 (《舞林争霸》节目组 供图)
一号表情,二号表情
“一号表情是哭,二号表情是笑。训练时,老师就打着拍子,喊着一号、二号,我们的表情就在哭和笑之间来回切换。有些人只会一号表情,就是咧嘴笑,有些连笑也不会了,只会木着脸,因为不需要笑,只需要跳整齐就可以了。”
坐在练功房外几张方桌拼成的休息室内,朱洁静给南方周末记者讲解着在歌舞团当群舞演员时的表演。朱洁静今年27岁,是上海歌舞团的首席。这支歌舞团走出了黄豆豆。
同段婧婷一样,朱洁静也毕业于上海舞蹈学院。1999年她被老师选中,参加来年的“桃李杯”,表演舞蹈《评弹女》。曲目是老师挑的,“那时候没有任何想法。我不喜欢《评弹女》也不会跟老师讲。老师要我跳,我就一定要把它跳好,花一年时间,把技术磨到滚瓜烂熟、万无一失。真的是一根筋的想法。”
直到2004年出演舞剧《霸王别姬》,主演虞姬,她才发现舞者不止有“一号表情”,跳舞可以寻找个性,“我表达开心的方式和你一定是不一样的”。
比如,第一次霸王牵虞姬的手。导演赵明告诉朱洁静一个大概:霸王扶你手的时候,你手要抽出来,躲开他的手。手应该怎么抽?是往旁抽,还是往上抽,导演并没有告诉他。
“虞姬没有被男人碰过手,她又不反感这个男人,一定不是讨厌地抽,不能抽得太快,而是害羞。”她反复琢磨这种分寸感。
2013年朱洁静收到《舞林争霸》节目组的邀请,参加《舞林争霸》。
“等待,永久的等待,树叶绿了又黄,你还没回来……”歌声渐隐,朱洁静背对着舞台,双手交叉环抱住自己,指尖缓缓爬过皮肤,越搂越紧。孤独、寂寞、盼望、失望,所有的情绪全在指尖的流动中传递出来。《舞林争霸》现场,朱洁静的这个舞蹈叫《等待》。“你就是个尤物!”表演结束,评委杨丽萍激动地说。
朱洁静还在“体制内”寻找个性,段婧婷最终选择离开了“体制”。
段婧婷喜欢跳现代舞,那是一种“身体自由的舞蹈”,可以用不同的声音去表达你想表达的。而且一段现代舞,一百个人看可能会有一百个故事。但在芭蕾舞团,她跳现代舞的愿望无法实现。
2009年,段婧婷从上海芭蕾舞团辞职,在香港芭蕾舞团待了一年,参与两个舞剧的创作,然后又回到上海,成了一名舞者个体户。
2011年7月,她和几个朋友策划,在上海商城办了一场名为“上海jungle(丛林)”的现代舞专场。靠朋友介绍朋友,有900人前来观看。那场演出分为上、下半场,由八个短现代舞组成。
段婧婷压轴出场,一段独舞。借助多媒体交互效果,她双手一舞动,手下就会荡起波纹,她一直挥舞,脚下就会浮现出上海的城市景观图,她就站在水和图之间。“我的迷茫和坚持,全在这支舞里。”
这是一场不赚钱的演出。赞助是朋友的关系拉来的。段婧婷计划将演出做成“现代舞的时装周”,每一年表演一次,做创新的现代舞演出。
“刚开始肯定是要烧钱的。但我相信市场是要培育的,如果大家都知道你这个东西了,也不用你再去找钱了。”她隐约觉得,“现代舞市场会跟当初的话剧市场一样,会起来的。”
“一切为了造星”
不管他们曾经为了什么而跳舞,也不论他们曾在各自的舞台上扮演着什么角色,到了“舞林争霸”,就是“我最大”。
《舞林争霸》导演徐向东把原版的这个理念称为“革命性的”。
舞蹈圈流传着这样一句玩笑话:如果《天鹅湖》上演了,你是其中一只鸟;如果《吉赛尔》上演了,你是其中一个鬼。它反映了中国传统舞蹈比赛的形式:《白毛女》拼了《吉赛尔》,《天鹅湖》拼了《唐吉诃德》。“舞者是谁?谁都记不住。”徐向东说。
原版“舞林”开播于2005年,至今播出了九季,获得七次艾美奖“最佳编舞奖”。第一季播出时,超过1000万观众守在电视机前收看,是那年美国收视率最高的真人秀节目。
“造星”是这档舞蹈真人秀的关键词。它的创始人西蒙·福勒和奈吉尔·莱斯格,也是《美国偶像》的创始人。
2004年,《美国偶像》第三季海选,来了一位长相滑稽、唱歌走调、五音不全的华裔选手孔庆翔。他说自己在大学时曾因唱瑞奇·马丁的《怦然心动》而获奖,所有人都喜欢他。评委西蒙·考威尔听完他唱的歌后,哭笑不得,语带讽刺地说:“你不会唱,你不会跳,你叫我说什么好呢?”
“我已经尽力了。我完全没有遗憾!”这句话改变了孔庆翔的命运,他出人意料地成了那一季《美国偶像》的明星,“歪调歌王”红遍全球。
孔庆翔的走红道出了福勒和莱斯格“偶像”系列的“秘密”:“我最大。”
同样是跳舞,“桃李杯”、“荷花奖”、“CCTV电视舞蹈大赛”比的是专业,挑的是“跳得最好的舞者”。“我们要选的是中国最受欢迎的舞蹈明星。”徐向东说,《舞林争霸》一共13期,至今播出了5期,前5期收视率维持在1.6%左右。
在这场“造星”运动中,舞台、灯光、造型、镜头,方方面面都参与其中。
原版“舞林争霸”造星模式的核心,被中国版导演徐向东概括为“简单、原始本能、跳出自己”,他认为“冲这十个字,就值得为50万英镑的版权费埋单”。 (CFP/图)
《舞林争霸》的舞台很简单:一堵墙、一块地、一个舞者。
《舞林争霸》之前,徐向东还执导过两个跟跳舞有关的节目:《舞林大会》和《舞林盛典》。前者是“车轮大战明星秀”,明星和明星之间的比赛;后者则是世界各地舞蹈大赛冠军与演艺界明星的同场竞技。两个节目都有类似的“卖点”:看明星。它们不是一个真正属于舞者的舞台。
明星的舞台是华丽的,各种灯光、特效齐上阵。《舞林争霸》不同,参赛者是一群平凡的舞者。“舞台要简单,舞台还要小。舞者就在舞台上放大了。”华丽的布景放到了舞台下面。“就像一个古代青铜器,它有点脏脏的,有点破旧。但是追光打在它身上,它装在一个玻璃框里,容纳它的是豪华的博物馆。”徐向东称这样的安排为“镜框作用”。
为了“造星”,讲故事“非常重要”。舞者讲故事“有天然的优势”。“他们的生存环境不是弱势吗?这里面就有太多故事可讲,因为他们太想翻身了,弱势就转化成了优势。”
节目组广泛地与选手聊,聊他们的人生经历,对舞蹈的看法,然后要求他们把这些经历融入自己的舞蹈,不跳《白毛女》,不跳《天鹅湖》,用舞蹈把自己想说的话跳出来。
舞蹈也不搞专业分组。街舞、芭蕾舞、民族舞、现代舞,各种舞种的舞者混在一起跳。前期自选舞蹈,后期还将打乱他们的专业,比如让跳街舞的跳民族舞,跳芭蕾的跳拉丁舞。
二十多台摄像机从各个方位、不同角度捕捉舞者的动作、表情,台下观众席,四位“导师”金星、杨丽萍、陈小春、方俊的反应。剪辑时,与传统舞蹈比赛不同,舞蹈不是镜头里的惟一,画面在台上、台下,演员、观众、“导师”、整体与局部特写之间切换。“一切为了造星”。
“第一步喜欢你的舞蹈,第二步,记住你的样子和与评委对答的方式,第三,有感于你的人生经历,观众对这个人的记忆是立体的,舞者就很容易跳出来。”徐向东总结。
一位叫孙科的舞者穿着一身素色服装,走上舞台,脚上蹬着一双黑色高跟鞋。
音乐响起,他将高跟鞋脱下扔掉,挑起了一段现代舞:频繁地挥舞、旋转、跌地动作,不时出现旦角的舞蹈元素。伴随一声尖叫,他扯碎了上衣。舞蹈尾声,他伸出手,想去触摸什么,另一只手把他拉了回来。
“它表现了我内心的纠结。”表演结束,他告诉评委。孙科是一名来自成都的反串舞者,为了生计,他每天晚上都要去酒吧反串跳舞,一场反串舞跳下来,他的收入是200元,而普通舞者的收入是30至50元。
“人们愿意花几千块钱去看一场演唱会,花几百块钱去看一场话剧,但真的很少有人愿意花一两百块钱甚至是几十块钱来看一场舞蹈。”朱洁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收益好的“体制内”舞团领舞收入是每月5000元,首席收入是每月10000元,这已是舞团里代表“最高收入”的一群。
“我一辈子都会跳舞的。只是我心中一半的舞蹈是商业的,我需要用舞蹈去赚钱;另一半的舞蹈是纯粹的,是我自己的,有钱也买不到的,这个尺度我自己把握。”孙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而金宇的表述方式是:“跳舞是一种信仰。”
对于《舞林争霸》,徐向东还有更高的期待:“推动舞蹈的产业链,改变舞蹈界的生存状态,也改变这些舞者本身的生活状态。”
舞蹈圈流传着一句玩笑:《天鹅湖》上演了,你是其中一只鸟;《吉赛尔》上演了,你是其中一个鬼。人们记得的是,《白毛女》拼了《吉赛尔》,《天鹅湖》拼了《唐吉诃德》,中国传统舞蹈的比赛形式决定,“舞者是谁?谁都记不住。”
27岁的段婧婷曾是上海芭蕾舞团的领舞,她对舞蹈的记忆,首先来自牙膏的味道。
十八年前段婧婷考进上海舞蹈学院学跳芭蕾舞,封闭式训练7年。每天早上上课之前,第一件事就是称体重——舞蹈团的体重秤很特别,是拨两的,一两一两地拨:“谁重了一两,就罚站,超过几次就算旷课。”
饿的时候,段婧婷就和同学们偷偷藏零食,把零食藏在有拉链的娃娃、枕头里。每次都会被老师翻出来,藏几包就去操场罚跑几圈。
“不敢藏零食了,就吃牙膏,也不会发胖。不同口味的牙膏我们都吃过,吃出经验了:草莓味的好吃。”段婧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金宇倒是想吃就吃。他26岁,从2000年到2013年,他的体重从180斤长到了240斤。在180斤的时候,他想跟朋友们玩街舞,朋友不带他,因为太胖了。他一再央求,朋友玩笑说:你一星期之内把倒立练出来,就带你玩。金宇果真在一星期内练会了倒立。
金宇的人生有三大梦想,第一是找一个漂亮的女朋友,他为此频频在各大电视台相亲节目中亮相。但女朋友这个梦到现在还没实现。另外两个梦想都与跳舞有关:“我想让人家知道我金宇跳街舞很厉害,我想开一个属于自己的舞房,有自己的团队。”后两个梦想,他都实现了。
2013年2月,段婧婷和金宇出现在了东方卫视一档名为《舞林争霸》的舞蹈真人秀节目中。节目的原版是美国版舞蹈真人秀《So you think you can dance》(你认为你能跳舞,那就来吧!),引进版由东方卫视与《中国好声音》制作团队灿星合作。
“简单、原始本能、跳出自己”,节目模式被浓缩为10个字,导演徐向东认为,冲着这10个字,就值得为50万英镑的版权费埋单。
中国舞蹈家协会活跃着五千多名舞者,他们大多是来自“体制内”,而更多的“体制外”舞者,则不可计数。
舞者是一个有些理想主义色彩的职业,舞蹈学院的学生,从小平均要花7年时间学练基本功。大部分时候,舞者只是歌手身后伴舞的舞群,各大晚会的背景墙。
借由原版的影响力,中国版在舞蹈圈“一呼百应”,中国舞蹈家协会还专门为它下发了“红头文件”,请各舞蹈团配合舞者的选拔。沉寂良久的舞者们,也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
“我胖,我摔不疼”
金宇最初学跳舞,是为了吸引女孩子喜欢;后来,他跳舞是为了“争口气”,“证明胖子也能跳舞”;再后来,他想“推广街舞文化”,让更多人加入;但现在,他的舞蹈工作室因为学员稀少,正面临倒闭。
金宇跳街舞有自己的风格,他称为“hitting style”,撞击风格。简单来说,就是跳跃起来,再身体倒地,用全身击打地面:“你和瘦子比倒立,你比不过人家,你和人家比体力、比耐力,也比不过。我胖,我摔不疼,那我就比撞击。”
金宇最初迷上街舞,和他的第一个梦想有关:“街舞嘛,很炫,跳出来可以让很多女孩子喜欢。”
2000年,全国的女孩们都在迷恋一个叫H·O·T的韩国组合,安七炫领衔的几个二十多岁“花样美男”跳着韩式街舞一出场,就会引来疯狂尖叫。家住上海的金宇和几个喜欢踢足球的朋友一起,模仿H·O·T组建了一个组合,开始学跳街舞。
那时,中国还没有几家专门教街舞的舞蹈工作室,金宇就和朋友们从网上下载国外的视频跟着学。广场、银行门口、小花园都是他们练舞的场地。常常会遇见各路“身怀绝技”的舞者,一个单手倒立厉害,另外一个旋转功夫不错,大家就一起斗舞。
后来跳舞是为了争一口气。家里亲戚都嘲笑金宇,说他这么胖,跳不出来的。金宇成长于单亲家庭,一手将他带大的父亲也不支持他跳舞。
“胖子也能跳舞的,我要证明给他们看。”金宇一边跳舞,一边打工,布丁店、专卖店、麦当劳他都做过,但每份工作都干得不长,他在那几年换过六七份工。换工的原因是:这些店里总会放音乐,金宇趁领导不在、顾客也少的时候,在店里跳两下。这让人觉得,他不专心工作,也容易开小差。“其实也不是大幅度地跳,只是律动一下自己的身体。”
下了班,他继续练舞。上海新天地内的一家商场成了他固定的练舞场地。那里有一个长长的室内走廊。他一个人在那里,戴着耳机练舞摸索,一练就是两三个小时。过路人总会投来嘲笑的神情,他也不理会。“我内心总是有个声音,我要厉害,我要强,我要战胜嘲笑我的人”。
2005年,他的撞击风格在上海的街舞圈已经小有名气。那年他和另外九个玩街舞的朋友,组建了一个组合,取名“Groundsoul”,灵魂地板。这是一个纯粹的斗舞组合,他们和不同的舞团斗舞,参加街舞大赛,大家定下规矩:不商演,因为“商演会把我们的梦想搞垮”。
两年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动感地带”全国街舞电视挑战赛中,Groundsoul组合获得了华东赛区第二名。自卑的胖子金宇变得自信了。那时跳舞在他眼里,已经从“战胜看不起自己的人”,变成了一种热爱,还带着一些使命感,“推广街舞文化,让更多的人加入进来”。
“好日子”却随着组合成员一个个地离开发生了变化。十个人,有的出国,有的做销售,有的是公务员,各奔前程。“大家对跳舞失望了,它既不能带来名,也不能带来钱。”金宇说。获奖后的Groundsoul在一些演出商的邀请下,承接了一些演出,但很快他们就发现,出场费并不足以覆盖一个组合的日常开支。2009年,组合解散。金宇放弃跳舞,收心做起保安。
有时,他会向同事秀秀自己的街舞。一名保安大哥看完后,连连摇头:“你跳舞跳得这么好,为什么不继续跳?你傻呀?”
“是啊,我跳舞跳得这么好,为什么要放弃?”金宇又一次回到每天下班后疯狂练舞的日子。这时,“跳舞已经变成了一种坚持”。
2010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动感地带”全国街舞挑战赛中,金宇获得了Breaking一对一对抗赛全国第二名。也在这一年,他参加了第一季《中国达人秀》,身手灵活地跳了一段舞,台下评委高晓松双手举起大拇指:“你极大地为我们微胖界争了光。”
开舞房的计划在金宇的心里一直都在,父亲反对之下,他只好把计划一推再推。
2012年7月,一个在房地产公司做会计的朋友辞职了,他也是Groundsoul组合的一名成员,是父亲眼中“靠谱的人”。两人合伙租了一个120多平米的房子,办起了一个舞蹈工作室,沿用曾经组合的名字,专职当起了街舞老师。工作室投资30万元,搭档掏15万,剩下的15万是金宇父亲借外债借来的。
舞蹈工作室还单独为聋哑人开设街舞培训课,这些课程是免费的。“很多聋哑人喜欢跳舞,但没有一个舞蹈工作室能接纳他们。他们跟正常人跳舞的时候,会退到很后,他们心里很孤单,很自卑的,这种感觉我知道。”金宇说。
舞蹈工作室竞争激烈,Ground-soul又不太会宣传,来学跳舞的人少之又少。街舞老师的工资还得照开,还有租金、水电气费,这让工作室面临关张的危险。当金宇将舞蹈变成一种职业的时候,他碰壁了。
2012年底,微胖界金宇被节目组找到,参加《舞林争霸》。节目组一共邀请了两百多位舞者参加节目,四位评委杨丽萍、金星、陈小春、方俊,只要三位同意通过,舞者就会进入下一轮比赛。第一轮选拔出了一百多位选手。
他目前已经成功过关,进入下一轮比赛,假如能够一路过关斩将走到最后,金宇们所能得到的最高奖励是:去拉斯维加斯,和原版的胜出者同台表演,并能得到一纸价值100万元人民币的商业合约,甲方是灿星公司。
“分分钟被取代”
跟金宇不同,段婧婷最初学舞是“为了妈妈”。妈妈家有两姐妹,都喜欢跳舞,但家里的条件只能让一个孩子学舞,外婆让年幼一些的姨妈去了。姨妈现在还在搞舞蹈。让女儿跳舞成了妈妈梦想的延续。
在上海舞蹈学院七年,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是体能训练,早上训练三小时,中午吃饭一小时,下午训练四小时。如果被选中代表学校、代表国家去比赛,训练强度就会翻倍,四个老师盯着一个学生练。
跳舞渐渐变成了“为荣誉而战”。2002年,段婧婷被学校选中,代表中国参加“芭蕾舞界的奥运会”,保加利亚瓦尔纳“国际芭蕾舞大赛”。为此她准备了四个月。每天重复练踮脚、旋转、绷腿、大跳、变奏。“那时候用的是磁带式录音机,整盘磁带就录一首歌,老师把磁带放进去,不按暂停,就不停地放。一遍跳完以后,马上跑回去准备第二遍。一盘磁带放完半小时,休息十分钟,再倒回到开头,就这么反复地来。”
那一年,段婧婷拿到了最佳新人奖。评委对这位来自中国的小选手的评价是:“她有惊人的技艺。”在纯“技术”方面,很少有外国舞者能超越中国的舞者。
2003年,张继钢导演的原创现代舞剧《野斑马》开始了全球巡演。段婧婷被选为领舞,在舞剧中扮演一只金丝雀,随剧前往澳大利亚进行首演。
墨尔本维多利亚艺术中心。表演前一天,段婧婷和舞者们整天待在艺术中心内彩排。第一个大跳,第二个大跳,第三个大跳时,她踩到了舞台边缘,栽到台下,左手手腕的骨节凸了出来。最初以为只是脱臼。
半夜两点,段婧婷觉得越来越痛,等送到医院,才知道手已经骨折了。
第二天晚上,《野斑马》首演。当段婧婷从医院出来,左手打着石膏,绑着绷带回到演出现场时,她成了观众席中的一员,台上的“金丝雀”换成了临时顶替上来的一位群舞演员。
“像我们这样的小舞者,分分钟被人取代。”她第一次有了危机感。
幸运的是,受伤没有影响段婧婷之后的舞蹈生涯。那年毕业,她进入上海芭蕾舞团,从金字塔底——群舞跳起,三年后成为领舞。
在段婧婷眼里,“体制内”的生活大致是这样的: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你只要每天完成规定好的日程,把今天跳的这几个八拍跳好就可以了。
那段时间,“跳舞成了一种惯性,团里、宿舍,两点一线。”她说。
在2013年3月10日的《舞林争霸》中,评委金星(上图)与方俊因对一名舞者的不同评价而起争执,金星愤怒离席。 (《舞林争霸》节目组 供图)
一号表情,二号表情
“一号表情是哭,二号表情是笑。训练时,老师就打着拍子,喊着一号、二号,我们的表情就在哭和笑之间来回切换。有些人只会一号表情,就是咧嘴笑,有些连笑也不会了,只会木着脸,因为不需要笑,只需要跳整齐就可以了。”
坐在练功房外几张方桌拼成的休息室内,朱洁静给南方周末记者讲解着在歌舞团当群舞演员时的表演。朱洁静今年27岁,是上海歌舞团的首席。这支歌舞团走出了黄豆豆。
同段婧婷一样,朱洁静也毕业于上海舞蹈学院。1999年她被老师选中,参加来年的“桃李杯”,表演舞蹈《评弹女》。曲目是老师挑的,“那时候没有任何想法。我不喜欢《评弹女》也不会跟老师讲。老师要我跳,我就一定要把它跳好,花一年时间,把技术磨到滚瓜烂熟、万无一失。真的是一根筋的想法。”
直到2004年出演舞剧《霸王别姬》,主演虞姬,她才发现舞者不止有“一号表情”,跳舞可以寻找个性,“我表达开心的方式和你一定是不一样的”。
比如,第一次霸王牵虞姬的手。导演赵明告诉朱洁静一个大概:霸王扶你手的时候,你手要抽出来,躲开他的手。手应该怎么抽?是往旁抽,还是往上抽,导演并没有告诉他。
“虞姬没有被男人碰过手,她又不反感这个男人,一定不是讨厌地抽,不能抽得太快,而是害羞。”她反复琢磨这种分寸感。
2013年朱洁静收到《舞林争霸》节目组的邀请,参加《舞林争霸》。
“等待,永久的等待,树叶绿了又黄,你还没回来……”歌声渐隐,朱洁静背对着舞台,双手交叉环抱住自己,指尖缓缓爬过皮肤,越搂越紧。孤独、寂寞、盼望、失望,所有的情绪全在指尖的流动中传递出来。《舞林争霸》现场,朱洁静的这个舞蹈叫《等待》。“你就是个尤物!”表演结束,评委杨丽萍激动地说。
朱洁静还在“体制内”寻找个性,段婧婷最终选择离开了“体制”。
段婧婷喜欢跳现代舞,那是一种“身体自由的舞蹈”,可以用不同的声音去表达你想表达的。而且一段现代舞,一百个人看可能会有一百个故事。但在芭蕾舞团,她跳现代舞的愿望无法实现。
2009年,段婧婷从上海芭蕾舞团辞职,在香港芭蕾舞团待了一年,参与两个舞剧的创作,然后又回到上海,成了一名舞者个体户。
2011年7月,她和几个朋友策划,在上海商城办了一场名为“上海jungle(丛林)”的现代舞专场。靠朋友介绍朋友,有900人前来观看。那场演出分为上、下半场,由八个短现代舞组成。
段婧婷压轴出场,一段独舞。借助多媒体交互效果,她双手一舞动,手下就会荡起波纹,她一直挥舞,脚下就会浮现出上海的城市景观图,她就站在水和图之间。“我的迷茫和坚持,全在这支舞里。”
这是一场不赚钱的演出。赞助是朋友的关系拉来的。段婧婷计划将演出做成“现代舞的时装周”,每一年表演一次,做创新的现代舞演出。
“刚开始肯定是要烧钱的。但我相信市场是要培育的,如果大家都知道你这个东西了,也不用你再去找钱了。”她隐约觉得,“现代舞市场会跟当初的话剧市场一样,会起来的。”
“一切为了造星”
不管他们曾经为了什么而跳舞,也不论他们曾在各自的舞台上扮演着什么角色,到了“舞林争霸”,就是“我最大”。
《舞林争霸》导演徐向东把原版的这个理念称为“革命性的”。
舞蹈圈流传着这样一句玩笑话:如果《天鹅湖》上演了,你是其中一只鸟;如果《吉赛尔》上演了,你是其中一个鬼。它反映了中国传统舞蹈比赛的形式:《白毛女》拼了《吉赛尔》,《天鹅湖》拼了《唐吉诃德》。“舞者是谁?谁都记不住。”徐向东说。
原版“舞林”开播于2005年,至今播出了九季,获得七次艾美奖“最佳编舞奖”。第一季播出时,超过1000万观众守在电视机前收看,是那年美国收视率最高的真人秀节目。
“造星”是这档舞蹈真人秀的关键词。它的创始人西蒙·福勒和奈吉尔·莱斯格,也是《美国偶像》的创始人。
2004年,《美国偶像》第三季海选,来了一位长相滑稽、唱歌走调、五音不全的华裔选手孔庆翔。他说自己在大学时曾因唱瑞奇·马丁的《怦然心动》而获奖,所有人都喜欢他。评委西蒙·考威尔听完他唱的歌后,哭笑不得,语带讽刺地说:“你不会唱,你不会跳,你叫我说什么好呢?”
“我已经尽力了。我完全没有遗憾!”这句话改变了孔庆翔的命运,他出人意料地成了那一季《美国偶像》的明星,“歪调歌王”红遍全球。
孔庆翔的走红道出了福勒和莱斯格“偶像”系列的“秘密”:“我最大。”
同样是跳舞,“桃李杯”、“荷花奖”、“CCTV电视舞蹈大赛”比的是专业,挑的是“跳得最好的舞者”。“我们要选的是中国最受欢迎的舞蹈明星。”徐向东说,《舞林争霸》一共13期,至今播出了5期,前5期收视率维持在1.6%左右。
在这场“造星”运动中,舞台、灯光、造型、镜头,方方面面都参与其中。
原版“舞林争霸”造星模式的核心,被中国版导演徐向东概括为“简单、原始本能、跳出自己”,他认为“冲这十个字,就值得为50万英镑的版权费埋单”。 (CFP/图)
《舞林争霸》的舞台很简单:一堵墙、一块地、一个舞者。
《舞林争霸》之前,徐向东还执导过两个跟跳舞有关的节目:《舞林大会》和《舞林盛典》。前者是“车轮大战明星秀”,明星和明星之间的比赛;后者则是世界各地舞蹈大赛冠军与演艺界明星的同场竞技。两个节目都有类似的“卖点”:看明星。它们不是一个真正属于舞者的舞台。
明星的舞台是华丽的,各种灯光、特效齐上阵。《舞林争霸》不同,参赛者是一群平凡的舞者。“舞台要简单,舞台还要小。舞者就在舞台上放大了。”华丽的布景放到了舞台下面。“就像一个古代青铜器,它有点脏脏的,有点破旧。但是追光打在它身上,它装在一个玻璃框里,容纳它的是豪华的博物馆。”徐向东称这样的安排为“镜框作用”。
为了“造星”,讲故事“非常重要”。舞者讲故事“有天然的优势”。“他们的生存环境不是弱势吗?这里面就有太多故事可讲,因为他们太想翻身了,弱势就转化成了优势。”
节目组广泛地与选手聊,聊他们的人生经历,对舞蹈的看法,然后要求他们把这些经历融入自己的舞蹈,不跳《白毛女》,不跳《天鹅湖》,用舞蹈把自己想说的话跳出来。
舞蹈也不搞专业分组。街舞、芭蕾舞、民族舞、现代舞,各种舞种的舞者混在一起跳。前期自选舞蹈,后期还将打乱他们的专业,比如让跳街舞的跳民族舞,跳芭蕾的跳拉丁舞。
二十多台摄像机从各个方位、不同角度捕捉舞者的动作、表情,台下观众席,四位“导师”金星、杨丽萍、陈小春、方俊的反应。剪辑时,与传统舞蹈比赛不同,舞蹈不是镜头里的惟一,画面在台上、台下,演员、观众、“导师”、整体与局部特写之间切换。“一切为了造星”。
“第一步喜欢你的舞蹈,第二步,记住你的样子和与评委对答的方式,第三,有感于你的人生经历,观众对这个人的记忆是立体的,舞者就很容易跳出来。”徐向东总结。
一位叫孙科的舞者穿着一身素色服装,走上舞台,脚上蹬着一双黑色高跟鞋。
音乐响起,他将高跟鞋脱下扔掉,挑起了一段现代舞:频繁地挥舞、旋转、跌地动作,不时出现旦角的舞蹈元素。伴随一声尖叫,他扯碎了上衣。舞蹈尾声,他伸出手,想去触摸什么,另一只手把他拉了回来。
“它表现了我内心的纠结。”表演结束,他告诉评委。孙科是一名来自成都的反串舞者,为了生计,他每天晚上都要去酒吧反串跳舞,一场反串舞跳下来,他的收入是200元,而普通舞者的收入是30至50元。
“人们愿意花几千块钱去看一场演唱会,花几百块钱去看一场话剧,但真的很少有人愿意花一两百块钱甚至是几十块钱来看一场舞蹈。”朱洁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收益好的“体制内”舞团领舞收入是每月5000元,首席收入是每月10000元,这已是舞团里代表“最高收入”的一群。
“我一辈子都会跳舞的。只是我心中一半的舞蹈是商业的,我需要用舞蹈去赚钱;另一半的舞蹈是纯粹的,是我自己的,有钱也买不到的,这个尺度我自己把握。”孙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而金宇的表述方式是:“跳舞是一种信仰。”
对于《舞林争霸》,徐向东还有更高的期待:“推动舞蹈的产业链,改变舞蹈界的生存状态,也改变这些舞者本身的生活状态。”
本文由bosco于2018-11-08发表在舞蹈吧,欢迎舞友加入QQ群:685936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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