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春晚伴舞演员 离明星最近的人

1月12日在丰台区某排练场，伴着熟悉的春晚开场音乐，吉林歌舞团的李阳身着黄长T黑裤，夹在一群男演员中扭动着出了场。跳了一会儿，他和几人冲到场地中央，对着被围在中间的小朋友招手，模拟着亲昵交流，随后各自抱起一个，涌到最前方朝虚拟的台下观众挥挥手，露出职业性的夸张笑容，从台前散去。

“我们都知道摄像机在哪儿了，上前抢个镜头。”跳完下场后他嬉笑着解释。身材高大、长相酷酷的李阳，跟在台上笑容夸张活蹦乱跳的时候判若两人。这是他连续第八年参加春晚了，其中有七年都隐藏在人多势众的开场舞中，做着几乎相同的动作和表情。

春晚是像李阳这样的专业舞蹈演员梦寐以求的最高舞台，现在成了他生命中最深的烙印和难以承受之重。他早已感到疲惫，“不能跟家人过年的滋味”也比一般人想象中难熬，但今年已经30岁的他也深知“要珍惜每一次上台的机会”，因为多在台上跳一次，以后就会少一次。

从1985年第三届春晚开始出现歌伴舞这种形式之后，舞蹈演员的需求就日益庞大，无论如何，只要春晚对营造这种欢乐祥和的气氛仍有需要，就会有前赴后继的李阳们把自己的人生绑定在这方舞台。

舞蹈演员之“我要上春晚”

李阳家在新疆乌苏，那个城市没有机场，每年除夕夜演完节目吃过饭已是凌晨两点，回到驻地一般四点左右，他需要赶早晨七点的飞机回乌鲁木齐，几乎一夜无眠，下了飞机再搭四个小时大巴回家，李阳每年的春节，都是从初一下午开始的。

他的爷爷是山东泰安人，抗美援朝后就去新疆扎了根。李阳12岁才开始学跳舞，这在同龄人中算起步晚的。他自嘲说读书时偏科偏得厉害，“文科还可以，数学看了小数点就不认识了”。正好他一直对音乐兴趣很大，妈妈就说干脆你别上学了，去投奔在塔城地区歌舞团拉小提琴的姑父。后来李阳顺理成章考上了新疆艺术学院，学的是中国舞专业，毕业后留在石河子市歌舞话剧团。

民族舞算是舞蹈表演类里应用最广的一个专业，也是各大晚会伴舞的主流类型，所以李阳当时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站在春晚的舞台上跳一下。有一次老师告诉他吉林歌舞团来新疆演出了，那时他已经隐约知晓“吉歌”在江湖中的地位——每年看春晚时总能在电视上反复看到他们的字幕。李阳和几个同事前往观摩，结束后碰到团长冷明宇，记下报考方式，就这么考进了吉林歌舞团。

2005年到吉歌后，因为刚熟悉情况，李阳没能参加春晚，但从第二年开始，他就一年不落地在春晚跳舞。现在，李阳已经成了团长助理和第一队的带队副队长，至今对冷团长充满感激，把他从那么偏远的地方招考过来，让他触碰到曾经梦寐以求的舞台。

23岁的陈容溶也已经两年没有回家过年了，但她的春晚之路才刚刚开始。陈容溶5岁习舞，12岁进艺校，大学读的是沈阳音乐学院，毕业进入湖南魅力湘西歌舞团，走的是职业舞蹈演员的“标准程序”。

学舞蹈的孩子打小走南闯北四处演出，成熟都早，陈容溶也不例外。大学四年她就是沈阳电视台春晚的常客，大腕自然见了不少，等到参加央视春晚时，90后的她面对芸芸众星已是非常淡定。

陈容溶的队长臣诗源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回忆起2011年10月的那个下午，臣诗源仍不无亢奋，团领导走进排练室，平静地通知大家， “今年或许会参加春晚。”“大家都呆住了，觉得太突然了，不太可能吧！”他憨憨一笑，话锋一转：“可也就新鲜了一年，今年听到消息就很平静了。”

央视“御林军”

12号的晚上是总导演哈文第一次来现场审节目，歌舞导演和编导们严阵以待，一下午连排三次，每一次，导演都会在李阳他们上场时喊话，“‘吉歌’的，你们热情再多一点，这样场上其他人的热情也会更多。你们都老大哥了，做个表率好不好？”

这些十几二十岁的孩子们从12月排练开始，早晨七八点起，晚上12点后才结束，每天只能睡五个小时。以至于到了彩排当天，喜庆的音乐震耳欲聋，灯光炙烤，他们还能在椅子上睡得踏踏实实，听到上场一跃而起。李阳自己最夸张的一次，就躺在一号演播厅舞台正中央，在排练间隙睡着了，“当时就一个念头，让我睡十分钟吧，就十分鼠”。

“现在这帮孩子就是太累了，”冷团长看着自己的队员叹了口气，“说句良心话，我们团已经不想参加春晚了，都15年了。”

“吉歌”最早跟央视结缘是在1996年，冷团长带了12个女演员参加央视戏曲频道的一档节目。“戏曲导演一看，十六七岁的孩子一上台眼睛瞪得溜圆，特有表现力，就很喜欢。”受此鼓舞，团里将春晚总导演请到了吉林，于是从98年开始，“吉歌”的100多个舞蹈演员就成了春晚歌舞类节目的主力，每年少则贡献5个，最多到过12个。

当时承担央视舞蹈演出任务的主要还是省级和部队的文艺院团，相比之下，“吉歌”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团，水平很低，几乎天天挨导演骂，冷团长就命令他们结束后都不许走，留下来重练，一直到凌晨两三点。

从1999年到2003年是“吉歌”的爬坡期，它从最初给别的团凑人数、“镶边儿”，到现在独当一面，逐步确立了自己的主力地位。2006年，当时的总导演郎昆曾当着所有团队的面说：“‘吉歌’就是好，真是中央台的御林军，是皇家部队！”导演金越也评价，“晚会最能吃苦的演员就是‘吉歌’，他们来得最早，走得最晚。”

现在，每年到了三四月份，当届春晚的总导演就会给团领导来电话，“今年你可得来帮忙啊。” 一些大腕级春晚歌手，如宋祖英，也是每年上春晚都指定“吉歌”伴舞。

从某种意义上讲，半军事化管理的“吉歌”确实成为了春晚的一个标杆。从第一年进台他们就统一着装，当时没钱买贵T恤和羽绒服，就采购十几块钱的黑T和军大衣，以至于后来其他歌舞团也全都效仿着这么穿。

他们还注重细节，每次联合排练，座位区域里“吉歌”的队员都一眼可辨，他们坐得像参加运动会的中学生，东西不乱放，垃圾随手清，走的时候要比来的时候都干净。彩排后台原本不允许吃零食，喝饮料，但春晚剧务会对“吉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知道他们走时会打扫干净。甚至连编导都对他们区别对待，前几年都是编好舞蹈给他们练，现在有时索性只讲个大概，动作让他们自己发挥。

李阳来时赶上了团里最好的时候——在春晚效应的影响下，张艺谋的歌剧《图兰朵》、中央改革开放三十年晚会、建国60周年献礼的《复兴之路》等，导演都钦点他们参演。2009年几乎是团队最辉煌的一年，所参与的《复兴之路》阵容非常强大，齐集总政歌舞团、兰州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武警、二炮、海政等八大军区文工团，而他们都甘当绿叶给“吉歌”当起了伴舞。

离明星最近的人

这种对舞蹈动作整齐划一的迷恋，使中国舞蹈演员的发挥很少，可辨识度极低。李阳的妈妈在他第一年上春晚时搬了个小板凳，坐在电视机前1米处目不转睛地盯着，生怕错过儿子某个倏忽即逝的镜头。“因为舞蹈演员的镜头基本上就是‘1、2’，就没了。”李阳说，每年他会在网上看重播，然后把有自己的画面截屏保存。

这两年歌舞类节目又呈现出了新的发展趋势，时间上越来越短，从1999年的将近两小时，到去年的1小时40分钟，到今年据说只有1小时10分钟了。与此同时，舞美和舞台背景的特技效果越来越重，去年的舞台效果就让普通观众都有明显感觉。

李阳也强调，现在在春晚跳舞更多的是配合舞台效果，“在舞台上你甚至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要时刻记住它是在不断升降变化的”。他的左膝上至今套着护膝，那是2009年留下的旧伤。当年大年二十九的最后一次联排，因为推拉道具的并不是专业人员，推的时候卡在缝里，导致他从三米高的地方直接摔下来，他本能转了一下侧身避免后脑着地，腿却摔得最重。台下练了几个月，功亏一篑，第二天他在现场默默看完整场节目，看着本该属于自己的位置由其他人填补上来，心里很不是滋味。

排练时一般歌手都是由编舞代替走位，正式演出前四五天他们才会加入，而港台明星通常只演练两天。伴舞的次数太多，李阳只在第一年见到明星时兴奋过，跑去找人签名合影，后来就习惯了。他印象里成龙相当平易近人，刘德华的助手也挺好，很和善，不会拦着你合影，周杰伦就一如既往地冷，不说话。因为候场区域是分开的，大部分明星和伴舞没有交流，但会非常客气，结束后会感谢舞蹈演员，像蔡国庆这类的晚会“常客”还会在台下跟他们聊聊天。

李阳偶尔会愤愤不平，“明星也跟我们普通人一样，都是一日三餐，没什么特别……但谁会关心舞蹈演员呢？”他当然知道，自己的工作已经是许多舞蹈演员梦寐以求的，但背后的辛酸也可想而知，常年高强度为了配合别人的表演而排练，忙得没有时间交女朋友。他们团里找恋人最多的方式是朋友介绍，在北京他找过两三个，最久的一个是公司职员，朝九晚五地上班，谈了一年多，还是怪他没时间陪，提了分手。“我平常的休息时间都用来补觉了，为了陪她觉都不睡了，我这是工作，又不是在花天酒地。”李阳很无奈。团里只有个比他大一岁的哥们儿已经结婚生子，因为嫂子也是团里的。

他们算过，团里有几个演员从12年前的蛇年春晚跳到了今年的蛇年春晚，十二生肖已经跳了个遍，合作的蓝天幼儿园的小朋友也都中学毕业了。普遍来说，男舞蹈演员跳到35岁就是极限，女的到了30岁就会嫁人，退到幕后做编导或培训老师。李阳喜欢那种在舞台上被关注的感觉，年轻时他甚至还想过往影视圈发展，现在再提起连向往都成了回忆，他说自己已经没那个闯劲蘠。

舞蹈很多，舞蹈家很少

从1997年至2000年，“吉歌”每年都要自费往返北京20多趟，一趟往返路费就得5万多元。后来，他们干脆在北京租下房子作为演出基地。基地搬过好几次家，现在是位于北三环的一套三层小楼，主力部队一队的舞蹈演员70多人，行政、司机等40多人，都驻扎在此。团里的另一支队伍二分队今年则接下了河南、湖南、江苏等地的春晚，近5年，“吉歌”平均每年演出250多场，总收入近亿。

现在，专业歌舞团参加春晚的数量已经越来越少，今年除了吉林歌舞团和江西歌舞团为政府分管，其余均为企业所属。有些甚至是私企老板攒起来给客户演节目的民间剧团，为了能在春晚露个脸，哪怕是换来一小行字幕，他们情愿给央视和剧组提供赞助费。

魅力湘西歌舞团算是企业团队中的佼佼者，平时专门在张家界景区表演民俗节目，去年参加春晚他们就表演了颇具民族风情的舞蹈《追爱》，改编自歌舞团自己创作的《爬楼》，题材则来自瑶族人民独具一格的求爱传统习俗：在月亮从东山升起时，小伙子们三五成群聚集在钟情女孩的吊脚楼下，用歌谣和舞蹈示爱——那个吊脚楼还成了春晚之最，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道具。当时春晚的舞蹈编导对这个节目“比较满意”，但是要求“再喜庆一点，闹腾一点”。

后来节目把七八分钟的时长缩短了一半，去掉了具体的民俗展现，动作变得更为简单直观。

纯粹的舞蹈节目在春晚上日益尴尬，这或许跟整个舞蹈行业与大众审美的疏离有关，到现在为止，普通人叫得上名字的舞蹈家也只有杨丽萍一人而已。

杨最早登上春晚舞台是在1988年的民族大联舞，第二年又一气儿跳了《舞之魂》、《版纳三色》、《孔雀》三支，一举成为国人心目中舞蹈艺术的高峰。

“我爷爷奶奶就特别爱看民族舞，觉得特风情。”一位常年跑春晚的资深娱记表示，“不过去年杨丽萍复出跳的《雀之恋》，跟我小时候印象里的孔雀舞完全不一样……怎么说呢，好像就是丢了那个魂。”

陈容溶倒是想得很清楚，“春晚对舞蹈来说确实不是特别公平的舞台。这里对舞蹈的要求不是专业和艺术追求，就是烘托个过年氛围罢了。”她顿一下，“现在舞蹈是很多，但是‘家’很少，舞蹈家很少。”她自己还是梦想有一天能在这个舞台上纯粹地跳一段舞，像杨丽萍那样，但也明白那只是希望。

“其实，春晚想捧红一个人太简单了，董洁就是最好的例子。她就是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一个普通演员，上了一次春晚，一切都变了。”12日晚上九点，刚接受完哈文审核的李阳下了场，闲聊两句，又急匆匆收拾行装忙着去大会堂彩排。听到记者夸赞说跳得已经很好，他撇撇嘴，“不行，差远了呢。这才是个大概，到时候70个人必须做成跟一个人一样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