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舞蹈交流中的问题：进出口存在严重逆差

从全面引进西方芭蕾的后遗症说开去

――中外舞蹈交流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我们在引进的西方芭蕾面前自惭形秽，不仅忽略了中西文化特质和审美趣味之间的诸多悬殊，而且丢掉了中国民族舞蹈独树一帜的种种优势。

◎国内最大规模的舞蹈演出活动，在引进外国舞蹈方面也还是基本上处在某种因随意而无序、无主题的被动状态之中，因此，在中外舞蹈进出口方面形成的严重逆差则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舞蹈的蓬勃发展，从来离不开同异国舞蹈的相互交流；华夏文化的兴旺发达，从来离不开与外来文化的取长补短。敢于敞开门户，历来是国力强盛、民族自信的表现，而由此导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则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结果――汉唐舞蹈文化的两个高峰，新中国舞蹈事业的日渐繁荣，新时期舞蹈训练、创作、表演、管理和研究的稳步发展，莫不是如此。

然而我们在充分肯定“洋为中用”文化方略带来的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应清醒地记取一些教训。

“洋为中用”的正负面效应

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洋为中用” ，尤其是从苏联全面引进西方芭蕾的全过程，其正面效应是使新中国的舞蹈在最短的时间里崛起于世界舞蹈之林，论成就可谓奇迹般的辉煌。但负面效应也在所难免，尤其是在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后的今天，这些后遗症可谓显而易见：

第一点，我们在当时的强势文化――绕道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引进的西方芭蕾面前自惭形秽，不仅忽略了中西文化特质和审美趣味之间的诸多悬殊，而且丢掉了中国民族舞蹈独树一帜的种种优势，比如高度发达的手臂动作、细腻传神的面部表情、形神兼备的审美标准、虚实相生的时空概念、以少胜多的道家哲学等等，而盲目地贪大求洋，一味地追求“大蹦大跳大制作” ，笃信“舞剧是舞蹈的最高形式”这些典型的西方芭蕾美学观念，从而导致了中国民族舞蹈的严重西化，甚至造成积重难返的势头――到目前为止，全国各地，从都市到城镇，从内地到边疆，无论舞团大小，不管师资优劣，中国的舞者们大多都是从芭蕾基训中的“擦地”和“下蹲”开始一天日程的，而各地舞蹈院校科系在招生时，也大多无视自己招收中国民间舞、而非芭蕾学生的实际需要，盲目照搬了西方芭蕾对肢体条件的苛刻标准，以至于将大批极具表演天赋，但身材不够修长的少年拒之门外；与此同时，各地的舞团则无论是否具有足够的经济和人才实力，都会按照虽然陈旧却比较熟悉的西方古典芭蕾舞剧的模式竞相大搞舞剧，致使真正能保留下来的精品力作为数寥寥。

第二点，我们在当时“亲苏反美”的特定政治环境下，别无选择地、全方位地引进了苏联舞团的“大锅饭”体制。这种选择使得“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经过几十年的恶性循环后，窒息了新中国舞蹈家的创造积极性，阻碍了舞蹈生产力的发展。

中外舞蹈进出口存在严重逆差

因为在引进外国先进舞蹈文化、输出中国优秀舞蹈文化方面，我们至今没有对中外双方的市场需求进行过科学的调查、拿不出可靠的数据，更拿不出系统而全面的可行性计划，并提供与之配套的经费。因此，即使是“相约北京”联欢活动、北京国际舞蹈演出季、上海国际艺术节等几个国内最大规模的舞蹈演出活动，在引进外国舞蹈方面也还是基本上处在某种因随意而无序、无主题的被动状态之中，更谈不上有计划、有组织地输出中国舞蹈了。因此，在中外舞蹈进出口方面形成的严重逆差则是不言而喻的。而舞蹈，以其“非文字”的动作语言为本，本身是具有超越“文字”语言障碍功能的，因此，理应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中，得到更多的重视和使用。

多级资助的体制与政策尚未形成

进入市场经济以来，由于政府、企业、个人的多级资助体制至今尚未形成，导致了艺术价值甚高但缺乏商业价值的项目，尤其是同发展中国家的交流项目逐渐减少，而带有实验性和探索性的当代舞创作，就更是难以得到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了。对比我曾多次应邀前往并频繁在国内接待其舞团的法、英、德等欧洲发达国家，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在许多政府主办的国际舞蹈节(比如我1998年曾去过的法国蒙彼利埃国际舞蹈节和英国纽卡索尔当代舞蹈节以及2000年、2002年、 2006年我曾三次去过的法国里昂国际舞蹈双年节等等)上，政府都极力推广新崛起而并不成熟的当代舞的新人和新团。因为官员们确信，他们将是“未来主流” ，因此，必须通过政府的行为加以扶持，并向海外推广。而像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英国皇家芭蕾舞团、德国斯图加特芭蕾舞团、汉堡芭蕾舞团这些早已驰名国际、并已得到国家巨额拨款、企业巨额赞助以及外国市场追捧的大型芭蕾舞团，则用不着推广了。

或许，正由于发达国家的资源充足，其观念也相应能够跟上，而当代舞则因此得到较大的发展空间。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中国经济GDP稳步增长，其总额达到世界第二的今天，对作为“未来主流”的当代舞及整个当代艺术，给予同步增长的关注和资金投入。事实上，在近年来的对外演出活动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国外的演出市场和主办单位在看到中国当代舞的中国特色与国际水准之后，已不再像以往那样，只要京剧、杂技和传统歌舞了，而是急切地需要那些能与国外当代观众直接沟通的中国当代舞。这个买方市场的显著变化，显然值得我们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中给予足够的注意。

资金匮乏难以请来“洋教头”

尽管外来的当代舞已使包括民间、古典、芭蕾、现当代、国标和音乐剧这六大舞种在内的整个中国舞蹈受益匪浅，但至今依然没有制定像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引进芭蕾那样的长期引进“洋教头”的计划。

根据中国的具体需要，有计划地长期引进“洋教头”的行为，也只有广东实验现代舞团在1992年建团前的5年中发生过。而其他以外来舞蹈为基础的教学机构和演出团体，比如北京舞蹈学院、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沈阳音乐学院舞蹈学院的芭蕾、现代舞、音乐剧、国标舞这四大外来舞种的舞蹈系，比如北京、上海、沈阳、天津、广州、苏州、重庆的8个专业芭蕾舞团，以及广东现代舞团、北京现代舞团、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等等，则大多是坐等外国政府和文化机构的不定期“施舍”，以及香港企业家的鼎力相助，才能有外国舞蹈师资的“从天而降”。

令人鼓舞的是，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教育部已经加大了对舞蹈等艺术教育的资金投入，像北京舞蹈学院这样的重点舞蹈院校已经能够连续三年，成批地选派优秀师资，甚至在读研究生赴海外访学；与此同时，北京市教委也已经能够通过项目申请的渠道，给北京舞蹈学院购买版权，为复排西方芭蕾经典提供充足的经费，但面对中国目前700多个大学舞蹈系的庞大需求，这些资金投入依然还是杯水车薪。比如河南师范大学率先在2011、 2012两年暑期举办的“美国舞蹈节河南舞蹈大师班” ，虽然在全国范围内培养了数以百计的现代舞人才，其中的五位佼佼者甚至获得了“美国舞蹈节”颁发的全额奖学金，但至今没有得到各级政府或企业的资助，只是靠主办它的音乐学院的办学经费来勉强维持，因此，其未来令人担忧。

最后，笔者想用一个巧合的个案，同国内文化同行分享自己的震惊与思考：我接到“美国舞蹈在海外”学会的邀请，以“上海国际艺术节”顾问的身份，去纽约参加一个主题为“美国舞蹈大搜索”的国际研讨会。众所周知，在文化艺术的推广方面，美国的文化艺术素以“雅俗共赏”的优势占领了国际市场的极大份额，但他们的舞蹈工作者，或许还有其他门类艺术的工作者，依然精心策划了这种学术探讨和市场拓展并举的活动。笔者认为，他们这种不骄不躁的精神和永求进取的做法，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

(欧建平 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研究员、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