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怀民《高处眼亮》之“出走与回家”

 许多人怕去印度，因为脏乱和贫穷，因为火车飞机从不准时。这些，正是让我一再回到印度的理由。生了两回气后，我有了“顿悟”：即使慢上七八小时，火车一定会来。我放心地在火车站读了一本又一本平日没时间读的书。人生可以不必急吧，我终于摆脱时程表！ 1969年9月，我初到美国读书。在旧金山机场看到通往全球的航班表：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阿姆斯特丹、莫斯科、斯德哥尔摩……

那是个惊吓的启蒙经验。世界如在眼前，地理课本的地名，原来是真的可以去的城市！

那年5月，摇滚乐、大麻、性爱，50万人大聚会的伍德斯托克﹙Woodstock﹚音乐节，震动了全球的年轻人，而我来自戒严的台湾。一年多以前，巴黎、东京、纽约、伯克利，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在台北，我衷心崇拜的、曾在明星咖啡厅仰望的作家陈映真被警总抓走，写作圈子的朋友私下转告，不知所措，也有人彻底避谈。

可以这么说，到了美国，我才开始走进世界。

1970年圣诞假期，我从读书的爱荷华，一路候补机位，用学生票旅行，混到西岸。忘了如何抵达太平洋高速公路的一个水族馆。我第一次看到海豚，乐得张开了嘴。

看完海豚戏球，我对着太平洋的落日发呆，转头才发现人全走光了。到了馆外，停车场是空的，也没公车了。天色昏沉，我只能在路边横着大拇指等便车。

一位长发嬉皮让我上他的车。他弄清楚我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不知要往何处去之后，便安静地说：“那么，到我家过一夜吧。”

睡到半夜起来上厕所，只见起居室五六个长发男女安静坐着，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房间里有印度线香的味道，也许都吸了大麻，一屋寂静。我回房继续睡。第二天早上，另一个长发嬉皮顺路把我在公路边放下。我横起大拇指等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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