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神杨丽萍 一个舞蹈女演员一生的挣扎

云南艺术学院剧场的地下室，“云南映象”的彝族演员罗罗拔四带着我，绕开一堆堆绣着繁复花纹的花腰傣服装和庞大的原始的鼓，终于坐到了演员化妆间里。另一个头顶扎根小辫的哈尼族小伙子约他下象棋。面目有些凶悍的罗罗拔四一屁股坐在地上，开棋。

屋子里弥漫着脚臭气和脂粉味道，刚打完球的几个又黑又壮的哈尼族演员躺在地上昏睡，他们每天14点钟开始上班，打球也是上班的必修课，因为杨丽萍要求他们保持体能――简单地说，就是上台一定要跳出汗，大汗淋漓最好。罗罗拔四他们偶尔也去看一些别的舞蹈，例如民族村里的招徕游客的舞蹈，可他们一概嘲笑：不出汗算什么跳舞？边笑边学着软绵绵地动动手脚。

全团观念统一，演出杨丽萍版本《雀之灵》的杨伍，每晚跳下来，也浑身湿透。这是杨丽萍最基本的舞蹈观：出力，每个动作要像从地里长出来一样。排练《云南映象》的时候，每个来参观的人都不懂，就见她带着几十个少数民族汉子在那里拍地，一拍两个小时。

“他们都会自己模仿自然的动作。”杨丽萍告诉我，她不帮演员排练，最多只是排练队形，演员自己模仿植物生长，动物交尾。“我们云南，向日葵叶子都会跳舞，风一吹，那个形状。他们和我一样，都从自然里学跳舞。”

40岁的罗罗拔四跟随杨丽萍近10年，他家在大理南涧县的大山里，原来在家种地放牛。2001年，杨丽萍招演员，他从老家送侄子来选拔，结果在旁边伴唱的他被选中了。“嗓子亮出来，像是寨里的巫师。”杨丽萍这样赞美他。

眼前的罗罗拔四基本上坐不住，他蹲在地上，随便找片花盆里的大叶子，就吹出鸟鸣般婉转的调子，任何叶子在他嘴里，都能发出乐声。

从2001年到现在，他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从放牛农民到艺术家的转变。在台上看到他，40岁的人了，体力超强，嗓子更是惊人，带着一大队年纪比他小得多的男演员，和女演员玩打歌，彝族民间充满了性意味的男女追求舞蹈，又像是一场凶猛的男女对抗，快速跳上8分钟，体力差的受不了。可谁也不懈怠。

“日常打歌动作更随意，这是杨老师编排过的，全是高潮。”

台下有舞蹈团的两个团长在记分，每个演员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眼中。谁动作不对，谁下台方向错了，谁演出偷懒了，全在他们的专业记录中。根据分数扣演出津贴，异常严格。几个团长前两年也是《云南映象》的演员，现在被杨丽萍改造成了严格的管理者。

不到两个月前，《云南映象》一直演出的昆明会堂突然被拆迁，剧团只花了3天时间就找到新的演出场地恢复演出，演出不受影响才能保证演员日常工资。70多名演员，上千件演出服装，几百只从大山里找出来的神鼓，全部在严格管控下。

虽然管理严苛，但罗罗拔四，还有演出队的队长、24岁的美丽的月培，都对杨老师佩服得五体投地。月培也是最早的演员之一，14岁被杨丽萍从建水的大山里带出来。她是在山寨跳丰收舞的时候被杨丽萍看中的，杨丽萍把她带到昆明，替她出中学的学费。10年来，她没有离开过杨丽萍的身边，直到和队里的彝族男演员结婚、生孩子后也没改变。“杨老师养活我，还养我的孩子，现在我妈妈从老家到昆明来帮我，还等于是杨老师养活。”在月培眼里，杨丽萍不是一个舞蹈团的负责人，更像一位母系族长。

10年中，这批最早的团员，唯一一次离开杨丽萍的，就是《云南映象》在2003年3月8日首演后的第二天。那是“非典”时期，允许上演一次，下面只有1名观众、3台摄像机。演出完，全体放假几个月，前途不明，可能就此别离了。大家去昆明饭店吃自助餐，一直没事人似的杨丽萍开始哽咽。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杨老师哭。”罗罗拔四说，那次很多人就此失去了联系。“那个年代没有手机，电话也不通。有些人住的地方，离开有电话的街子至少要翻三四座山，谁去通知你啊？”他说，他自己也差点不想回来，家里有地，还有干不动活的父母亲，靠跳舞哪里能养活自己？可他想起杨老师赞美他的灵活，随便拿片树叶，都能把女人引到自己怀里，“就不闹少数民族脾气了”。他在2003年8月份归队。

关于杨丽萍这次的哭泣，《云南映象》合作者之一的殷晓健记得更清楚。那是2003年3月8日夜里的事，什么时候复演，没数。演出结束，全体吃庆祝饭，其实是散伙饭，当场就有几个重要合作伙伴宣布不做了。杨丽萍拿着话筒，话还没讲就哭出声来，全团哭声一片。近百人的哭号，殷晓健说周围的人家一定也有印象。“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哭，歌舞团最困难的时候，她排练完了都是走很远的路回到郊区宿舍的。我骑摩托车要带她，路边的她满脸无所谓。这么大名鼎鼎的明星，这么能吃苦，真干净。”

“我们的舞蹈，从开始准备到上演，已经3年了，最艰苦的日子，投资伙伴不出钱，没有经费，杨丽萍把全部队员都养起来了。我帮她联系几个浙江的老板来拍广告，浙江人在酒吧嫌灯黑，说看不清楚她漂亮不漂亮。我当时就怒了，想把这几个人赶走，可是她不让，60多个人等着吃饭呢。”殷晓健印象中，杨丽萍是个话少而天真的人。

拍广告之外还走穴，杨丽萍给我算账：“那时候拿起孔雀裙就出门，上午飞去晚上飞回来，10万块到手，当时一个月全团伙食费才4万块，演员们可以吃三菜一汤，高兴得很。拍广告算什么，说明我能赚钱啊。”演员们都来自偏僻山区，靠杨丽萍的广告和走穴收入，补助由最早每月50元，涨到了三四百元。到了400元，有些演员又想走了，不是因为钱少，是因为在老家400块就够买头牛了。现在，骨干演员已经能每月挣4000元，他们在昆明租房居住，虽然不喜欢这个大城市，可是喜欢每晚跳舞的舞台。只要灯一亮，家乡的舞蹈就活了起来。

开始的时候，有演员不肯天天跳，说家乡是祭天的时候才跳这个舞，不能天天跳。“杨老师问我怎么才能跳？我说要家里的长老同意，也就是乡里的巫师。杨老师就给长老打电话，结果长老不知道怎么就被她说动了，告诉我要天天跳，卖力地跳。”这位演员说。

杨丽萍去中甸采风途中(摄于2001年左右)

舞蹈的生产

她舍不得让一个人走，这些人都是她从一个个寨子里挑选回来的。很多时候她坐长途汽车去了寨子，当地人不相信她是杨丽萍，觉得杨丽萍怎么会从长途汽车上下来。“他们大概觉得我应该从天而降。”结果一遍遍问：“是你吗？你怎么来的呢？”

确定是她之后，领导全都出现了，陪伴她浩浩荡荡去看各寨子里的舞蹈。彝族的阿米热还记得，有一天夜晚，杨丽萍出现在她们浪坝寨，手镯一直戴到胳膊肘上，喝着酒，像个仙女。杨丽萍看中了她，觉得她跳起舞来，手脚很松快，又很粗犷。“虽然我矮，又黑，不太像跳舞的，可她问我要去昆明吗。”阿米热说她当场就哭了。

这些演员，都符合她的想象，与国内约定俗成的民族舞演员不一样，没有基础技术，可手长脚长，像她自己，而且都特别能模仿自然的动作，不惜力。这个时候，《云南映象》虽然没有编排出来，可在她心目中已经成型了――这里面的舞蹈都是有灵魂的，是从云南的地里长出来的。“什么劈叉到180度，没有。”

国内舞蹈界基本不接受。中央民族歌舞团的老编导张苛，也是杨丽萍的朋友，告诉我，国内舞蹈界都觉得，未受训练的少数民族上台，就是笑话。他和杨丽萍下乡一次，那些演员在他眼中都是地道农民。张苛上世纪50年代就进入云南山区采风，他觉得现在的条件和他那时候没区别，唯一的不同是他去的时候带枪。

不仅是国内舞蹈界不接受，合作者也不接受，当时的合作者之一是云南旅游舞蹈团的负责人，他和朋友请杨丽萍做艺术总监，本来是想让杨丽萍编出一台“土风舞”，演员在台上跳婚礼舞，台下有观众被邀请上台，一起加入，那是他心目中的云南舞蹈，也是流行于旅游点的舞蹈，他觉得自己很有道理，夏威夷也这样。可是杨丽萍编的舞蹈把他吓住了，充满了性意味的烟盒舞，打歌，还有女人被扔进火里祭神。双方谈不到一起，他不再投资，于是，担任艺术指导的杨丽萍就要养活所有演员。

她带着这群演员，一直编排了两年，现在舞蹈团的台柱子虾嘎说，那时候每月只有50元的生活费，大家也不抱怨，年轻，无所谓。痛苦的是编舞，杨丽萍编舞的方式非同一般，着急了就骂演员，他是唯一没有被骂过的。“她把内容告诉我们，喊我们自己先跳，跳到精疲力竭，然后她再想一些动作喊我们做。没有标准动作，就是告诉我们，这是祭祀的，这是动物交尾的，自己体会。”

很多人怎么做也做不出来，虾嘎慢慢出来了，他天生就是独舞演员，在杨丽萍看来，独舞演员要用四肢说话。

原来要求舞蹈演员们出大汗，是她自己青春的重复演习。

力量始终是杨丽萍想要的东西。小四说：“她在台上和台下完全是两个人。有时候我觉得她在台下就是疯子，精神紧张，骂我，骂灯光师，有次在武汉演出，因为灯光没调整好，舞台就是大白光，她索性号啕大哭起来，那时候离演出只有半小时了。”

可是上台后，她立刻变了。“劲道十足，神灵附体。”这么多年，杨洪安和小四还是都记得第一次看她跳《雀之灵》的感受，杨洪安说，就是一只孔雀，在森林里无所顾忌地生活，那种骄傲，野蛮，到最后哀伤的死亡，却又超越传统傣族民间孔雀舞。杨洪安觉得，提升太多了，是不是傣族舞蹈已经不关键，她的舞蹈是云南山林里的。这就是杨丽萍告别之作选择《孔雀》的原因，孔雀是种骄傲和智慧的动物。

不过具体编成什么样，她一点也不肯说，就告诉我肯定不会是传统《孔雀公主》似的，而是“一个舞蹈女演员一生的挣扎”。

在西双版纳州歌舞团的排练厅里，一点不见当年简陋木地板和四处疯长的草木了。现在的西双版纳歌舞团位于一座新建成的商业大厦的上面，他们提供地皮，双方合作，这就保证了演员们收入不错，只是偶尔完成一下州里的演出任务，以及代表州去昆明或者外地参加比赛。一群白净漂亮的少男少女们在重新排练有西双版纳特色的孔雀舞，如果不说他们是少数民族，一点也看不出这群时髦孩子全部是当地少数民族。孔雀在他们身体的表现下，还是柔软和抒情的，团长说，这是西双版纳歌舞团的孔雀舞的特征，不过这些年，他们也吸收了一些杨丽萍舞蹈的动作，例如用手指头做出雀冠。

为什么演员的挑选和杨丽萍的挑选如此不同？那边的演员，彪悍为主，即使是女孩子，也睁着野性的大眼睛。团长告诉我，因为州歌舞团和杨丽萍的剧团截然不同，任务不同，必须如此选择演员。舞蹈之路上，各自越走越远了。

这种舞蹈，和传统的寨子舞蹈有什么不同？

虾嘎那年才17岁，本来是寨子里跳鼓舞最好的，一次清晨赶牛的路上，洪亮的嗓子被杨丽萍听到了。“寨子的舞蹈不一样，一个动作重复很多遍，有时候跳上几天，都是几个动作的重复。我们自己说，就是快乐，快乐的。在杨老师这里，什么情绪都要表现出来，她告诉我，打鼓实际象征着男女交欢的动作，后来我编出来一套步子，飘飘忽忽，结果有人说我抄袭杰克逊。杨老师才厉害呢，面对那人把整套动作分解开来，示范给他看，结果每个动作都是我们哈尼族的。”

现在每个进剧团的人，都要模仿这套动作，看他们的感觉是不是正确。虾嘎现在已经不用每天上舞台，他是杨丽萍唯一给了创作假的舞者，让他在家闲着，靠思考来跳舞。他的B角，哈尼族人阿山木子，在台上的巨鼓前表演，一刹那让人恍惚，脚步飘浮确实如杰克逊。

张苛在排练时候去过现场，他不明白这些农民是如何爆发生命力的。“花腰彝的舞，本来是拍手拍脚游戏式的，被小杨破常规地一大横排在台口，动作速度都强化到了极限。比较奇妙的是，演员的情绪也到了极限，我发现她已经从编独舞的人变成能编多段群舞了。她这个本领，不知道怎么来的。”

虾嘎说，那几年编舞、学舞，痛苦而快乐。“现在这种动作跳惯了，大剧团民族舞演员那种模式化的动作，看着特别别扭。”《云南映象》所有的舞蹈里，只有杨丽萍的几个舞蹈《月光》、《雀之灵》是过去演过的。不过，“她每次跳都不一样，就没看见她有重复动作”。

殷晓健还记得杨丽萍和整个舞蹈团在演出前期的兴奋之情。“其实那时候都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没有固定演出的先例，不过整个团都觉得自己创造了有灵魂的东西，从生到死都在里面。”

这种兴奋，使杨丽萍碰到什么苦难都不抱怨，她本也是话少的人。公演前7天，一直事无巨细地忙，从灯光到裙子都靠她张罗，忙到嗓子沙哑。殷晓健还记得，她在台下喊“再高点儿”的时候，嗓子完全说不出话了。可是就在公演当天，突然接到通知，只能演一场，消息不知道怎么传了出去。殷晓健还记得，当天下午，若干老板冲进剧院，围着杨丽萍大叫，“骗子，还钱来”，“狗屁艺术家”。可是杨丽萍“心里似乎不受影响”，被若干人包围着，很自如地指挥台上的灯光安装。

殷晓健说他当时冲进去，才把人赶开。当天晚上，他最担心的是杨丽萍跳《月光》的时候会从桌子上掉下来。“台下没观众，定不了位，她的几个动作都跳反了，加上她又穿了极高的高跟，我一直取笑她脚太小，不是舞蹈演员的料，特怕她失误。”

杨丽萍的妹妹，小四的说法和殷晓健一样，也特别害怕姐姐从桌上掉下来。“其实她作为舞蹈演员的天赋条件不算好，从小就是这样，无论在西双版纳歌舞团还是中央民族歌舞团，她一直都很边缘。”

在民族舞相对封闭的体系中，杨丽萍的出现属于偶然。

小四说，她童年特别羡慕11岁就进了西双版纳歌舞团的姐姐，她也想跳舞，可是杨丽萍毫不犹豫地说：“你不行，你是平足，跳不高。”后来小四成了画家，画的对象不少就是姐姐的舞蹈，现在她在珥海双廊镇开了一家度假酒店。“其实姐姐也并不是天生的舞者，她也跳不高，别人劈叉能到180度。她跳起来，怎么也拉不平。”

“她做出来的动作，真没有中央民族歌舞团那些学院毕业的女孩子漂亮。”杨丽萍在民族歌舞团住仓库的时候，小四被她带在身边，她亲眼看见姐姐是如何因练功动作不标准而受委屈的。

杨丽萍11岁的时候，在西双版纳农场学校的桌子上领操的时候，被歌舞团的军代表看中――个子比同龄女孩高，这是改变了她命运的特点。当年她父亲失踪，母亲一个人带4个孩子，生活窘迫。小四告诉我，姐姐身上有高原女人的特征，听说一个月有30元钱，二话没说就去了。母亲不愿意，觉得那不是正途，领她回来，她自己再次去了。

    殷晓健也爱去寨子里采风，他说2000年去临沧一个寨里，23点多才到，结果安排迎接他们的一个11岁的小女孩在门口昏过去了。“我学过点医学，赶紧救那小女孩，救活了，才知道她营养太缺，只有20公斤重。我很想助养她，走的那天村长宣布，这个女孩要和我回昆明，做我干女儿。”殷晓健就把这个叫阿秀的女孩带到杨丽萍的舞蹈团里，问她可不可以收下她。他记得杨丽萍当时声音冷冷地说：“我11岁的时候，要不是被军代表看中带进歌舞团，现在早就被卖到缅甸当童养媳了，可能天天在种地。这个女孩，我要了。”

似乎杨丽萍有做农民的天性，她进了歌舞团后，还在团周围找了块荒地种菜，收割后拿回家给母亲，养家意识特别强。她到现在还常说，要是退休不跳舞了，她就找个地方种菜，菜的生命力好旺盛。

在小四印象里，姐姐天生就是独舞的料。不是因为她跳得好，是因为她做动作有力。群舞的时候，别人一个动作已经收回来了，她却非要做到头，收回来的时候已经慢了半拍，和大家不一致。群舞讲究的是整齐划一，“她是异类”。

异常者要付出代价。小四那时候去剧团的宿舍看姐姐，发现剧团的女孩子们并不喜欢她，觉得她“自我表现”，跳不好群舞，可是独舞也不轮不到她啊。剧团是竞争是最厉害的，小四感叹，加上她家出身不好，杨丽萍对那种排挤应该感触更深，她独自排练的习惯事实上在那个时代就养成了。

12 / 2 页下一页

有些人是天生踏歌起舞的，不是学院派的技术流所能控制的。
无论哪种类型的舞者，自己喜欢跳舞，得到美的享受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