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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

舞蹈鉴赏这门课拉进了我和舞蹈之间的距离,感觉它也不再是那么遥不可及。选修课上老师不仅有所讲解,还配有视频,尤其是中国舞蹈大赛中的一些参赛作品相当棒。我最喜欢的是黄豆豆的《醉鼓》,让我们看到了男舞者的力量美与阳刚美。我觉得黄豆豆的舞跳的很好,不仅舞技出色,而且感情丰富,表情细腻,丝丝入扣。他是用心在跳舞,用情在表演,这样扎实的舞蹈功底加上用心的表演自然很能打动观众。她的《秋海棠》又为观众展现了伤感阴柔的一面,让人感觉他仿佛就是那个历经磨难的不幸的主人公。

 

此外,我们还观看了欧美舞者表演的踢踏舞,那真是场激情澎湃的演出,分为很多场,有合舞,个人舞,还有对决舞。我觉得踢踏舞是让人看了很兴奋的舞蹈,不仅让人视觉上大饱眼福,更是享受了一场视觉盛宴,真是太美妙了!演员们穿着特别的踢踏舞鞋,用脚的各个部位,在地板上摩擦拍击,发出各种踢踏声,加上各种优美的舞姿,形成了一种独特,别有风味的舞种。跳踢踏舞的舞者都显得特别有自信,跳的相当洒脱。他们双手插着腰,背直挺,头高昂,脚下却在随着乐曲节奏在飞快的跳着。这是现代舞蹈风格的一种,据说是爱尔兰移民和非洲奴隶把各自的民间舞蹈带到美国,逐渐形成了这种新的舞蹈形式。这种舞蹈的形式比较开放自由,没有很多形式的限制。舞者不注重身体的舞姿,而是注重趾尖与脚跟的打击节奏的复杂技巧。一个好的踢踏舞者,不管是多快的节奏,多复杂的舞步,多轻的声音,都能清清楚。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

 

 灯笼,本是驱散黑暗的明亮,却成了飞蛾扑火的诱饵;大红,本是大吉大利的祝愿,却成了阴森狰狞的血舌;家庭,本是和睦温馨的栖息之所,却成了勾心斗角的杀戮之地;雪地,本是纯洁祥和的平静,却成了上演死亡的布景;戏子,本是优雅唯美的象征,却成了世俗宗法的牺牲。

 

尽管芭蕾的形式在中国大众的接受境遇中已与原有的文化精神相剥离,但要在这种抽象的几何形态中注人中国文化精神也并非易事。更何况“大红灯笼”所面对的是《妻妾成群》这样的文化旧俗和社会陋习。张艺谋高挂芭蕾“大红灯笼”的初衷,可能是灯笼的象征、京剧的意味以及传统中国的文化色彩,但他不能不首先对原著的叙述焦点及焦点人物作颠覆性的处理,否则他将被芭蕾的“形式感”所颠覆。非常看重“形式”在艺术表现中的重要作用的张艺谋,不可能置芭蕾艺术的“形式感”不顾而为所欲为。

 

据称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同样是由张艺谋做了指导,可以说不存在导演上不同而引起的差异。我并不认为张艺谋电影的选材是迎合西方世界期待的中国“民族性”,从小说《妻妾成群》更名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来看,毋宁说是张艺谋更看重选材中“镜头语言”的艺术张力及其文化内涵。将《妻妾成群》的直描隐匿在“大红灯笼”的暗喻之后,是电影叙述中“镜头语言”的特性所决定的;电影无需改变原著的叙述焦点和焦点人物,因为在“大红灯笼”高挂的镜头下,仍然是老爷的眠花宿柳和妻妾的争风吃醋。但显然,芭蕾“形式感”所决定的“舞剧叙述”拒绝老爷成为“男首席”。这一方面是由于芭蕾“男首席”体态语言的美学规范拒绝“老爷”的委琐和阴毒,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老爷“成群的妻妾”使“女首席”难以抉择。于是,芭蕾舞剧“大红灯笼”将“男首席”聚集于那位与三太太“偷情”的戏班武生,三太太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女首席”;又于是,男、女首席的“偷情”事件沿着自身的叙述逻辑展开,它不是“妻妾成群”中的“世态百象”,而是其原有的“纯情”之恋的“一以贯之”。于是,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叙述的主线,体现为三太太的与其恋人——戏班武生的四段双人舞:序幕中三太太被迫出嫁时忆及旧时恋人的“纯情”双人舞;三幕中戏班武生唱堂会时相逢三太太的“倾情”双人舞;三幕中三太太不顾家法、以身相许旧时恋人的“偷情”双人舞;尾声中戏班武生与三太太被老爷杖刑夺去年轻生命的“殉情”双人舞……在我看来,舞剧的叙述特性首先体现为按男、女首席舞者的命运来设定情节,尽管“大红灯笼”还不可能完全摆脱原著情节的构成框架,但原著的情节框架已拉开成背景,原著的主题也由于焦点人物的转换而得以升华。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叙述特性的观照下,二太太从告密以邀宠到点灯而遭难的线索难免给人以枝蔓横生之感。

 

追求“既是芭蕾的又是民族的”舞蹈形式表现。以三太太和戏班武生为焦点人物的舞剧叙述,是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区别于同名电影的一个根本差异。但作为“芭蕾”的舞剧叙述,张艺谋“镜头语言”观照中的“体态语言”,还有个如何“既是芭蕾的又是民族的”问题。本来,芭蕾艺术的“体态语言”在刻画中华民族的人物性格时就有个变通和调适的问题,而急于让观众、尤其是让西方观众通过一出“芭蕾”进入“中国文化”的张艺谋似乎只是着眼于京剧、麻将、照壁、灯笼等事物的“镜头语言”处置。因此,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的修改,我以为“讲清故事”“刻画人物内心世界”都不是最根本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大红灯笼”首先必须在舞剧本体的表现手段——“体态语言”上成为一出真正的“芭蕾”;而这一根本问题的解决,又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依据舞剧、特别是芭蕾舞剧的叙述特性来结构戏剧性格并展开戏剧冲突。经过修改的“大红灯笼”在强化芭蕾本体的“体态语言”上有长足的进展:一是围绕着男、女首席舞者的命运揭示,通过四段双人舞建构了舞剧的结构骨架;二是将民族文化与民俗风情的呈现,渗透在芭蕾艺术的舞步与舞径之中;三是尽可能地把日常生活动态的舞台再现,纳入芭蕾艺术“体态语言”的审美范式之中……尽管舞剧中还存在“为芭蕾而芭蕾”的舞段展示、存在以“镜头语言”替代“体态语言”的状况,但“大红灯笼”在“既是芭蕾的又是民族的”舞蹈形式表现上有了较大的跨越。

还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的音乐音效。萦绕四院的的锤足声,急迫而诡异,像是声声敲在观众的心上。全片的音乐少而精,放的位置也可圈可点。梅珊的几个唱段或者勾起对往昔的追忆,或者反映现实的悲凉,无不表现的淋漓尽致。在空阔的房顶,或狭小的四合院通道,一个身着戏装的妖艳女人,唱着曾经的曲子……是怎样的意境啊。而围绕颂莲和雁儿的那段女声合唱,很简单的京昆调子,速度越来越快,然后戛然而止。配合着无法避免的悲剧,还有什么比这更恰当?

 

四合院,一个封闭的世界。灯笼燃起或熄灭,人们“胜利”或失败,进攻或退却,一幕幕悲剧在这里上演。冬去夏来,不断有新演员加入这个舞台(注意到,这里是没有“春天”的)。然而所有人都被限定在这个压抑的空间,逃不出,走不开。死给人的震撼总是强烈的。然而颂莲没有死掉,却是像幽灵一样在陈家大院日夜游荡着。可她最后是疯狂了还是顿悟了,终究是说不清的。不管是用那种表达方式,最终都是要展现一部悲剧给观众。毋庸置疑,芭蕾舞剧都达到了这个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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