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舞：“繁盛”背后有隐忧

从1987年广东现代舞实验班开办，到2005年私人公司被容许独立经营艺术团体后，舞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现代舞在中国似乎迎来了发展的一波高峰。“双周”期间，早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京舞蹈双周”总策划人、中国现代舞领军人物曹诚渊和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艺术总监李捍忠，试图深入中国现代舞现状的内在肌理，解读中国现代舞蓬勃生长背后的得失与隐忧。
对中国现代舞的发展，“北京舞蹈双周”总策划人曹诚渊颇为乐观，他对2011年在国内演出过的中国现代舞团做过统计——去年有30个在全国各地演出过的现代舞团体，他用“雨后春笋”一词来形容这一年国内现代舞的发展。
这些舞团中，拥有10到15名固定舞者和相对稳定的行政、技术、服装、舞台人员，每年能在国内外维持一定场次和水平演出的专业舞蹈团有5个，分别为香港城市当代舞团、广东现代舞团、北京现代舞团、上海金星舞蹈团、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在此之外的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很大程度上也糅合了现代舞技术的运用，可算半个现代舞团）。
国内的现代舞团现在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依附于国家文化机构的舞团（如北京现代舞团），二是正规注册独立经营的商业舞团（如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三是非营利舞团和个体独立舞者（如上海不乱扭独立制作）。
“中国现代舞发展是先香港，再广州，然后是北京，现在的情况是整个国内二、三线的城市开始出来，很多年轻人自发创作东西，很多大专院校、师范大学的舞蹈系也开始强调现代舞教学。”曹诚渊说。从这次汇聚在雷动天下剧场和解放军歌剧院的众多参演和观演人群，我们似乎能感觉到现代舞在北京的火爆和繁盛。那么，中国现代舞已发展到最好的状态了吗？
成名剧目少
虽然近几年来，国内几个专业现代舞团已成为国际艺术节上的常客，也受到欢迎，但“作为邀请剧目，我们不是有特别多的剧目拿得出手”。北京雷动天下现代舞团执行艺术总监李捍忠说，自己编创的最受欢迎且在国外受邀最多的剧目是《满江红》，“从十几年前一直演到现在”，这种情况和金星舞蹈团的保留剧目《海上探戈》相类似。保留剧目通常要有足够的思想深度、艺术价值，同时又要能得到市场的广泛认可，但从目前看来，这在国内都是凤毛麟角。
知名剧目的稀少，影响了现代舞在国内市场上的号召力，也进一步导致观众对现代舞认知程度偏低。“即使在演出市场最为繁荣的北京，现代舞也是极其小众的。”陶身体剧场艺术总监陶冶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反之，简单易懂、唯美浪漫的芭蕾在市场上更受欢迎，这在全国都一样。
难出舞蹈明星
对国内众多学习舞蹈艺术的舞者来说，能在这一行成“名”成“家”的非常少，现代舞演员不像古典音乐界的一些名家，背后有经纪人、经纪公司和资本市场来支撑运作。如今，引领着国内现代舞走向的，还是1990年代那批从广东舞蹈学校和现代舞团出来的金星、李捍忠、邢亮等人。
“现代舞和商业运作不一样，首先现代舞这个‘明星’的概念就不太存在。比如芭蕾舞就需要明星，要有气质，要有众星拱月的感觉衬托王子和公主。但现代舞是完全不同的，在国外看演出，我们可能会说这个演员好，但包括他自己和整个舞团在内，都不会让他有一种明星的感觉。”李捍忠“用现代舞是一种更真实、朴实的艺术”来解释这种现象，“金星是个例外，而且她也是借助舞蹈之外的电视平台获得了更多关注。”李捍忠说。

另外，李捍忠认为，国内各种商业演出的繁盛对现代舞的创作也造成了一定冲击，“有些编导做出点成绩、有点经验就会被很多商业活动拉去做商演。”商业社会的浮躁和媒体娱乐化的导向，都牵扯着艺术创作者去着急追逐利益，而不能放松下来安心创作。
资金赞助不稳定
“每次我们在国内演出都亏钱，因观众不买票，我们已经在这儿十六年了，总是得靠国外的表演才生存得下去。”北京现代舞团艺术总监高艳津子曾表示，参加国际演出，是国内现代舞团生存的重要支柱，他们也会利用从中获得的收入，支撑自己在国内的表演和创作。所以，他们在国外演出的时间基本上比国内多。
曹诚渊将国内现代舞团在国外正规演出的方式归为五种：国际艺术节或舞蹈节邀请；政府部门、文化部门安排国际文化交流；国际文化机构邀请合作；国内外舞团、编导合作编创剧目以及最具经济、规模效益的商业性世界巡演。这是国内五个专业现代舞团，以及有能力的独立舞团所能采取的国外参演方式。但对大部分连生存都略显困难的独立舞团和个体舞者来说，他们能在国外演出的机会少之又少。
由于国内现代舞的资本运作十分有限，舞团若单靠门票收入，根本无法稳定生存基础，他们的资金筹措还必须仰仗于政府资助、国际资金赞助、企业赞助和教学收入。但通常，这些资金来源也以不稳定居多。虽然曹诚渊称雷动天下舞团每年都可向北京市创意产业基金申请50%左右的补助，广东现代舞团也会由广东政府支持60%的运营费（此前举办过八届的“广东现代舞周”也曾因资金短缺面临停办危险），但政府补助的范围并不包括未注册的独立舞团，所以，对类似于没有演出证的上海不乱扭等舞团来说，演出之后的观众捐赠，是他们能在公开场合获取的唯一合法收入。
资金流入稀少，也导致剧场短缺。不说二、三线城市,光说在上海，租不起昂贵剧场，又无法到国外巡演的独立舞团，只能选择地势偏僻的实验剧场如下河迷仓或公益性机构如外滩美术馆、民生现代美术馆等地演出。
“我们的舞者非常僵化”
“从纯身体的技巧和素质看，国内的现代舞舞者是非常强的，因为他们的训练一般是从十岁就开始，从小就训练芭蕾、民族舞、民间舞，身体基础相当好。通常，他们的身体素质要好过国外的舞者，尤其是现代舞舞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李捍忠就国内现代舞舞者的素质，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但从理解能力，包括对舞蹈、对编导意图、对音乐等各方面的理解来看，中国的舞者相比国外舞者就差太远太远，因为外国舞者从小就在综合学校上课，上普通大学，综合素质很高，我们的舞者则非常僵化。”
“中国的舞者习惯听命令。”从2009年就开始和中国本土舞团合作，且在舞蹈双周开幕式上编排《如歌》的英国编导珍妮丝·格雷斯顿说。“他们学东西很快，肢体柔软，动作轻快，舞蹈技巧也非常赞。”珍妮丝说，但容易存在的问题是“一些中国编导习惯于直接告诉舞者怎么做动作，怎么摆姿势，中国舞者在听从命令时，没有多少个人发挥的空间。英国的舞者就比较独立，有自己的想法，也善于做创造性决定”。曹诚渊认为，这和国内传统舞蹈教学“老师怎样教，学生就怎样跳”的方法不无关联。
在珍妮丝看来，与她合作过《如歌》的李捍忠，与舞者合作的方式是尽量沟通，这种经营模式更像西方的现代舞团，开放、自由，舞者和编导的地位相对平等，也有更多自主权。“在欧洲，我们习惯给舞者一个想法、一个概念，然后再搜集他们对这个想法的反馈来编舞。但我不能把雷动天下作为中国舞团的唯一代表，毕竟他们是走在最前面、最前卫的那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