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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怀民,休舞之后就去种花

“我当然会退休啊,我今年已经63岁了。”林怀民笑着,言语间透出的是轻松畅快,而不是对衰老的畏惧。

仔细看,这位云门舞集的掌门人确实老了。他的皮肤有些松弛,嘴角略微下塌,只有眼神,仍然清澈凌厉。年纪大了,他的生活越发简单起来――早餐只两碗白粥,午餐不吃;衣裤鞋袜永远是黑色,带有弹性的黑裤子是10年前在台湾一次性买好的,20条,够穿几十年;他从不在日常琐事里耗费心思,每天日程都由助手列表告知,“我连植物都会养死,一年要烧破两口锅。所以你不要打电话找我约会,我随时忘记。”

跟他谈话,年纪这个话题总是有意无意被提起:“我不大喜欢魏碑,还是王羲之适合我,温润一点,可能是年纪大了。”“我年轻时候读过《卡拉马佐夫兄弟》、《红楼梦》、《百年孤独》。但现在这个年纪重读感觉又不一样。我把它们当作每天的功课,常常温习。”

63岁的他,仍然带着云门舞集奔忙于世界舞台。这个秋天,仅在2周内,云门舞集就飞越在台北、曼谷、布里斯班和伦敦几个城市之间巡回演出。这种没有喘息的巡演,就是林怀民的日常生活。他毫不讳言自己厌倦剧场,“我痛恨戏院。我已经把我的生命都耗死进了剧场。作品每次到一个剧场演出,都要重调灯光,重装设备,我为什么不能去玩,去跟人交流,为什么要在这里看8年前的作品阴魂不散?我希望往前走。”

11月,林怀民将自己8年前的代表作《行草》首次带到大陆巡演。但在他内心里,这些旧作“最好都不要再演了”,因为他的目光朝向未来,而不是过去。

吴丹:今年5月,你在德国国际舞蹈节上荣获终身成就奖时,说了一句话:“这个奖不是退休许可证。”

林怀民: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不大会很早退休。以前我会做梦,什么时候退休,现在连这个梦都没了。我不能退休,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股东”,我必须为了他们鞠躬尽瘁。

去年2月,云门舞集的排练场被一场半夜的大火烧光了。我们没有发动募款,但最后我们收到5000多笔捐款。当时每天收到很多信,几乎变成台湾的全民运动。所以说,我们忽然有了5000多名“股东”,我不能退休。

2012年,我们的新家将搬到淡水一个很棒的地方,那儿面朝淡水河,周围全是树。将来我们要盖排练场、小剧场,要做艺术节。我想,那里会变成台湾的文化地标之一。

吴丹:云门被大火烧毁时很多人都哭了,但你没有,是否当时已经想到要重建一个梦想之地?

林怀民:我把这个事情当作是老天爷给我们的磨炼。过去我们的排练场是一间铁皮屋,冬天冷得脚冻,夏天热得冒汗。但我们在那里住了16年都没搬,因为那是我们很多作品的诞生地,很多舞者在那里结婚、生小孩。我们要弄一个房子很容易,但仍然选择在铁皮屋里过窘迫的日子。

吴丹:你的意思是,云门是台湾的一个文化标志,但现实状况却很艰难?

林怀民:是,她是一个海市蜃楼,现实基础是很薄的。云门最初的20年没有政府支持,现在政府的投入占我们总开支的15%―16%,民间捐款占30%以上,剩下的就是我们的票房收入和运营收入,还是很吃力的。如果没有民间捐款,要怎么活?

云门是靠台湾整个社会的梦想来完成的。火灾之后,每个大街上的人都会来跟我讲:“林老师,加油!”是这些人的鼓励和温暖,让你愿意再做下去。

吴丹:云门有100多位舞者,年纪最小的有多大?会有代沟吗?

林怀民:23岁。我们之间不会有隔阂,都叫她妹妹,很可爱。她的工作很多,同时在学七八个舞蹈。

想进入云门的舞者,都是经过我这一关的。他们从外面听到的云门,都是很可怕的样子,但进来之后发现没那么可怕。传说是很伟大的,但传说必然是夸张的。我们的新人进来,压力确实很大,一个大学毕业生,很可能两个月后就登上欧洲的舞台。

这些孩子在舞蹈学校都是明星,但来了云门从头学起,舞蹈体系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很挫折。但他们有自己的办法做到,或者是嘻嘻哈哈,或者是咬牙哭泣。他们通常要两年后才会觉得这个位置坐得踏实。

我对他们来说是everything,我是爷爷、爸爸、老师,也是弟弟。他们会盯着我吃药,时间到了来帮我提行李。我非常崇拜这些舞者,他们过着那样规律的生活,那样的安静。他们那么好,对我也是种压力,我必须做更好的东西给他们跳。舞评家的话我不读,但舞者的本事我要成全,我们抱着的是青春,不是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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