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虽逝师犹在――吴晓邦舞蹈艺术思想拾遗时间

晓邦老师的道德、人品，作为一代文人的楷模，在建国后一波高过一波的“运动”之中，就我们所知的“名人”，几乎难有出其右者；晓邦老师的思想节操，作为近现代舞蹈史中一笔精神财富，我辈建国后的门生弟子，自觉难以

晓邦老师的道德、人品，作为一代文人的楷模，在建国后一波高过一波的“运动”之中，就我们所知的“名人”，几乎难有出其右者；晓邦老师的思想节操，作为近现代舞蹈史中一笔精神财富，我辈建国后的门生弟子，自觉难以望其项背，能得其九牛之一毛，亦足以挥写一个脱俗的人生。艺术需要晶莹剔透的胸怀，如痴如狂的追求，其超凡脱俗的境界，又在心不旁骛，尤其难以做到“士而不仕”。千古以来，不肖营之苟苟于功名利禄者，青史之中也是稀客。艺术家没有自身的真善美，又何从体现艺术之中光明磊落的品格?

建国初(1950―1952年)笔者在中央戏剧学院舞蹈系舞运班做晓邦老师的学生，是初进舞蹈圈；也是初识晓邦老师这位名人。因为还拿不准主意是否就干一向陌生的“舞蹈行”，在众多“同道”之中，我绝不是老师的好学生，既无心下力练舞，对据说是新舞蹈缔造者的晓邦老师也只感新奇。虽无不敬，却眯眼旁观。耳际所闻的一句评议是说晓邦老师有点“怪”，是褒，是贬，一时还无参悟。

先生让同学们搞编创习作，不知大家何以不约而同地都编骑马。也许因为学过《鄂伦春》，有摹拟骑马的动作吧；我则利用编创的课时，躲到宿舍，躺在床上闭起眼睛背唐诗。当被责问：“你怎么睡大觉?”回说：“没有，我在构思。”到回课，先生要一一检评了，眼看大家轮番“骑马”，忽来灵机，即兴来了一段“骑驴”――你们骑马我骑驴。实难预料先生的评语居然是：“好哇!有创意!”同学们知道我从来一招一式的“设计”尽在“闭眼”构思，对先生于我的褒奖有点忿忿然，而我，自知先生不会看不出“骑驴”暗藏着调侃取笑的顽皮，一件小事，先生的态度引起了我的惊诧!到毕业，我又在睽睽众目之下，领取了毕业文凭的“l”号，并继续留校。为什么?透过“组织决定”，我久久思索着晓邦老师对我的期望和评定。再透过期望和评定，领会到知遇之情。

1952年组建中央民族歌舞团，先生任团长，同时受中央委任，以中央访问团名义，赴贵州省“体验生活，改造思想”，参加全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县(黔西台江县)的建政工作。途经西安，团部决定为先生配备秘书、勤务员各一名，而先生却提出：“把孙颖给我，秘书兼勤务员!”由此起，我从先生随行的近二十名学生中，得以零距离和先生接触，得以一言一行的解读，参悟晓邦老师究竟是怎样一位时代的艺术家。耳濡目染虽只“勤务”了数月，却从先生处领悟了人的价值是什么，艺术创造需要什么胆气。作为获得先生厚爱的一名学生，回顾先生的教诲，未辱厚望；苦苦创业也得益于先生；同时又愧而自馁，委实缺少了师承先生胸怀的资质，想学也学不来。

1954年，文化部教员训练班结业，同时宣告中国第一所舞蹈学校成立。文化部委任先生做校长。先生从中央戏剧学院舞运班、舞研班留一批学生分成古典、民间两个教研组筹备教材，旨在为了开展较为正规的舞蹈教育。但文化、艺术一并学“苏”，请来前苏联芭蕾舞教学专家，将在中央戏剧学院正式建系改为建立舞蹈学校，先生却拒任校长一职，并在事后得知先生说过一句话：“我不当洋奴才。”(这句话在太仓发言时我略而未说)我辈不意政事的学生，只觉震惊，不知先生不就校长一职是何意；闻到“不当洋奴才”，几经思谋才觉得事关民族气节，一个全无中国文化素养的芭蕾舞中专教师，能怎样指点江山，导演中国民族舞蹈的艺术思想和艺术取向呢?多想则堪虑，时代决策很难保障民族艺术的“自主权”。先生之所虑，或许当时不被理解。而其后的思潮，乃至今日的大势，又当怎样认识先生早已预见的“自主权”问题呢?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仿苏学苏的历史功过已成为有“教训”的历史，舞蹈这门艺术也是从那个时代同步走来，是否既受益，也后患无穷呢?

先生拒受校长一职成为事实后，我去找先生，望能透过现象多知一点其中的内情，然而先生的思想深藏不露。若干年后方知先生的谨慎，不能损害于没有承受能力的小小学子。然而除“勤于学习，好好工作”之类的叮嘱，却还是道出了“真谛”：“要自主，要学会自己走路!”不厌其烦地说了几遍，恰好点拨了迷惘之中的我朦朦胧胧的一些思考。几十年中之立志重建中国古典舞，也在于先生当年的一句话，变成誓言一直回响在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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