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艺节引出的话题：舞台艺术期待走出四大怪圈

新华网北京９月２５日电（记者柴骥程、张乐、沈路涛）仲秋时节，丹桂飘香。无论是在充满人文气息的杭州、绍兴、嘉兴，还是市场浪潮澎湃的宁波、温州，第七届中国艺术节１００多台剧目在这里争奇斗艳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诸多剧目背后的思考。

传统戏曲艺术如何走出边缘困境，“评奖戏”该怎样避免曲终人

散，“专家戏”缘何叫好不叫座，国有剧团面临的生存困境该何去何从……面对这样那样的迷惘和困惑，人们对舞台艺术走出怪圈，走出困境充满了期待，充满了希望。

传统艺术，在边缘化中守望

“希望在座的朋友给楚剧扶扶贫，拉兄弟一把。”在七艺节的新闻发布会上，楚剧《娘娘千岁》的导演余笑予极力想用"江湖式"的幽默来掩饰楚剧面临的艰难境况。据了解，这个剧目在公演之前，一共只出了百来张票，其中还包括赠票。

和楚剧一样，中国传统戏曲面对流行文化的冲击，昔日文化的正根今天却难以走出边缘化的怪圈。而一些地方小剧种，正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相继消亡。在浙江，存在于绍兴新昌、诸暨一带民间的“目连戏”，剩下的１０个传人个个都是垂垂老者；温州的瓯剧，也在不久前因后继无人而消亡。据称，仅江西一地，平均每年就有超过２０种地方戏因不及时挽救而灭绝。即使京剧、越剧、黄梅戏等一些已经由地方走向全国的大剧种，同样也在夹缝中苦苦挣扎。

在七艺节上，参评的２０多个剧种则令人耳目一新。除了较常见的剧种，像花鼓戏、甬剧、绍剧、唐剧、莆仙戏等鲜为人见的地方小剧种也亮相此间。用地道的宁波方言演唱的甬剧像当年一出《十五贯》救活昆曲一样，正借助《典妻》一剧重现生机；河北省唐山市的地方戏唐剧广泛吸收了人们更为熟悉的京剧、评剧、河北梆子的表演形式，对其母体皮影戏的唱腔音乐进行了改革创新，朴素迷人的风格使其不仅在当地大行其道，影响逐渐遍及全国。

为了走出困境，更多的传统戏曲在坚守着对传统的传承的同时，大量借鉴流行文化的元素，以创新的姿态对年轻人进行“迎合”。在七艺节上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年轻人喜欢“好莱坞式”的“视觉盛宴”，就增加舞美、灯光的投入；年轻人不理解传统戏剧程式中的许多虚拟化表演，就增加实景，让人一目了然；年轻人不喜欢传统乐器的伴奏，厌烦太多咿咿呀呀的唱腔，就改用电子音乐，增加舞蹈动作。

“熟悉的东西最珍贵，不能弃之如敝。”台湾一位作家蒋勋这样看待民族传统文化。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没有必要为个别文化艺术模式的消亡扼腕叹息，但作为几千年流传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正根，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必须守住自己的根，遵循艺术规律不断加以创新，属于我们民族的文化才能保持生机和活力。

在谈到如何在创新中不迷失自己，中国京剧院院长吴江认为，传统戏曲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必须从自己出发而不是简单模仿，同时还要避免走进矫枉过正的怪圈。正如局外人刘欢的一句提醒：传统戏曲在借鉴其它艺术元素尤其是流行元素过程中，不能把精髓改掉，否则就会搞成“四不像”。这样即使能一时拥有观众，但却永久地失去观众，失去市场。

评奖戏，何时不再刀枪入库

上海东方青春舞蹈团带着大型原创舞剧《霸王别姬》来到七艺节角逐文华大奖。剧团在宣传时再三强调，该剧的创作不只是为了“评奖”，还是剧团的“吃饭戏”，更是剧团的“赚钱机器”。据了解，《霸王别姬》已经４５０万票房收入在手，今年的国内外演出档期早已排满，海外演出订单则排到了２００６年。

对于《霸王别姬》的“霸气”，参加七艺节的大多数剧团则显得底气不足。业内人士称，我国舞台艺术一直没有走出“评奖是目的，仓库是归宿”的怪圈。浙江歌舞剧团团长陈西泠告诉记者，每台参加评奖的舞剧，投资都在500万元以上，要想收回投资，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了防止评奖结束“树倒猢狲散”的局面，大部分参与评奖的剧目都有两个版本，拿“豪华版”评奖，用“简易版”糊口。

苏州昆剧院院长蔡少华告诉记者，为了角逐文华奖，大部分剧团都会广邀各地精英排演“冲奖”剧目，不管最后有没有得奖，评奖结束那天就是剧组解散的日子，“一场戏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进仓库的命运。”

为了不让“评奖戏”在评奖过后沦落为“仓库戏”，强调“评奖戏”的市场性，组委会首次为参评剧目设置了一个前置条件，每一部参评剧目必须在七艺节之前演满５０场。然而，很多戏为了凑满５０场，在七艺节之前“大甩卖”，剧组人员每天跑企业希望老板包戏，一场戏演出成本１０万元，两三万元就“贱卖”了。一台音乐剧在某音乐厅敞开大门用“简易版”义演，演一场算一场，演一场亏一场，其中一场只有１０名观众。

“‘评奖戏’一方面是由于计划经济条件，完全依赖政府拨款而导致的一种畸形产物。在今天，这一现象还能大行其道，是一些地方将‘剧团演戏’作为自己的政绩工程，不从艺术规律出发，好大喜功，以能否获奖作为创作演出的终极目的。”剧作家魏明伦认为。

为“评奖”而生，为“领导”而生，使许多剧目上马时眼中只有奖牌，基本没有市场，虽然我国每年排演的剧目达５０００余种，平均每天有十几部新剧上演，但能够留下印象的却没有几部，更不要说有像美国音乐剧《猫》那样风靡２３年，演出９０００余场的作品问世。有的剧团一年到头下来，竟然没有为普通老百姓演出过一场节目，也就不足为奇了。面临市场的挑战，如果不需要票房，艺术的生产将失去原动力，最后也就只能走上绝路。

“专家戏”，如何赢得观众掌声？

一曲大戏，虽不乏名家为之鼓与呼甚至炒作，但往往汇报演出一两场之后就马放南山；一部电影，在公演之前呼声一片，与观众见面后却稀松平常，甚至骂声不绝；一首歌曲，在所谓专业排行榜上遥遥领先，但一旦上市经常是无人问津。

长期以来，无论是文艺创作还是所谓的各式各样的评奖和排行榜，往往容易导致一种现象的出现：叫好不叫座。专家和观众之间的看法经常是大相径庭，专家眼中的好戏难以迎来观众的掌声。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这次中国艺术节创造性地设立了观众评审委员会，在专家参评的文华奖揭晓之前，由这些业余的观众评委投票评选出１０个“观众最喜爱的剧目”和２０位“观众最喜爱的演员”。经过层层筛选和面试，从群众中产生的７３位观众评委当中，既有大学教师、公务员、技术人员、杂志编辑、大学生，也有民营企业主、自由职业者、街道干部、普通工人、城郊农民，年龄从２０岁到６０岁不等。

中国艺术节作为国家级的艺术节，文华奖作为国家级的艺术奖，在本届首次推出了观众评审委员会，可谓一大创举。将专家和观众的口味不加掩饰地同时公之于众，这确实需要相当大的勇气。

如果只认“专家”，文艺作品是“样品”和“贡品”，就有可能使艺术生产的过程脱离群众的文化需求，变成闭门造车，孤芳自赏。蔡少华认为，这其中也不乏一些专家面对不符合艺术规律的东西，出现“失语”甚至“诳语”。

“专家戏”这种现象虽然在七艺节依然延续，但组委会的这种探索却让我们看到了走出怪圈的希望。实际上，像云南话剧《打工棚》、北京人艺的《北京南院》、小百花越剧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正是由于拥有更多的百姓视角，实现了专家的艺术探索和百姓的欣赏口味的有机结合，在艺术节期间则出现了一票难求的局面。

“艺术不能长在花盆里，也不能生在半空中，必须眼中有观众”，这是参加七艺节的观众评委何吉的一句口头禅。只有当艺术与观众走出“专家戏”的怪圈，在不否定专家取向的同时将观众的需求放在首位，做到与老百姓息息相通，而不是企图用虚假的感情、苍白的思想去感染人，不是用徒具其表的热烈场面、令人眼花缭乱的舞台去迷惑观众，就能让观众看了喜欢，就能赢得观众，赢得市场。

剧团生存，期待走出困境

“中国拥有３．７亿儿童，如今每一个孩子都是家中的宝贝。而全国只有２２个专业儿童话剧团，平均算下来，１６８０多万个孩子才拥有一个专业儿童剧团，儿童剧团的生存咋就这么难？”这是参加中国艺术节的儿童剧团挥之不去的困惑。

“多演多赔，少演少赔，不演不赔。”浙江儿艺的负责人朱美英在谈起自己剧团面临的生存怪圈时，不无尴尬地坦言，“浙江的儿童剧一般５元左右，１０来年都没有变化。除去场租和包车费，剧团手里大约只有１．５元。按每场１０００人计，收入１５００元，需要用于开支演职员的劳务、住宿、交通和演出消耗，最后往往所剩无几甚至亏损。如果票价高一点，恐怕学校和孩子们都难以接受，又会出现无人问津的局面。”

不只是儿童剧团，当前国内绝大多数文艺团体都面临着同样的生存怪圈。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完全依赖于政府，养得戏剧几度繁荣。而如今虽然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截至去年，城市为３７．１％，农村为４５．６％，文化消费正快速增长，但许多剧团演出的戏没人看，百姓爱看的戏他又不演，处境艰难也就不足为奇。所幸的是，在七艺节上，我们看到一些剧团正在突破体制的桎梏，纷纷依靠市场意识和企业运作解决“自生能力”：中国歌舞团《秘境之旅》找准市场结合点，商演百余场收入已近２０００万元；中国京剧院创作演出京剧《图兰朵公主》，在不改变京剧固有原汁原味外，加入芭蕾、歌剧、流行音乐等元素，引来好评如潮；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工作室首次出现在国家级艺术节名单上，茅威涛创立个人工作室，敢于直面市场推出全新的越剧《藏书之家》。这些昔日国家包养的剧团和演职人员没有“守株待兔”，而是积极地面向观众、面向市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正摸着石头过河，力图走出困境。

我国文化产业出现繁荣局面，一个最大的因素就是社会办文化的介入，１０多年前国家对文化一包天下，到如今政府投入的份额已经降低到不足三分之一。虽然这次艺术节没有看到独立民营文艺团体的身影，但我们还是可以欣喜地发现，许多剧目的创作实现了投资渠道多元化：《霸王别姬》没花国家一分钱，完全实现市场化运作；青春版《牡丹亭》实现两岸合作，使昆曲征服了年轻观众，成为七艺节上最受欢迎的剧目之一。

应该说，随着演出市场的开放，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行，多种所有制特别是民营表演团体的崛起，大大小小的文艺院团自觉依存市场，贴近观众，将会给舞台艺术的发展带来一个全新的春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