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总策划甲丁等痛斥演出界恶性竞争

因国内演出商恶性竞争，席琳狄翁去年亚洲巡演的来华演出流产

在本报刊出《来华海外演出须打假》、《遏制海外来华作假演出》等系列报道后，一位上海演出界的业内人士致电记者，讲述了一个演出市场的“经典案例”：他的一个朋友曾做过南美一个舞蹈团中国巡演的总代理，以每场6万元的价格请朋友在北京等地分销。不想，一周之后，有人上门来推销海外舞蹈项目，说“出场费只需12万元，很便宜！”那朋友打开资料一看，当即哭笑不得：就是他代理的那个舞蹈演出，只是转了一圈，6万元的出场费，转眼就翻了一倍了！

2005春节晚会总策划、音乐人甲丁最近指出：“海外来华的‘虚假’演出盛行，只不过是中国演出市场不规范的一大表现。演出界的层层转包、恶性竞争等，也是演出票价居高不下、阻碍国内演出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

价格翻番几成惯例

一些演出商透露，大多数国外的著名歌手，到了中国，出场费就会涨上一倍，这几乎已经成了一个惯例。

据《三联生活周刊》披露，2001年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在北京紫禁城开演唱会，拿到了380万美元的出场费，比1994年他们正处高峰期的亚特兰大那场“三高演唱会”整整高出了80万美元，北京业界传说这是有史以来“三高”拿到的最高的演出费。因此，紫禁城“三高”演出的最高票价卖到了2000美元的天价。这个票价连多明戈的经纪人也惊呼太高了，并且说自己决不会买。而当时，帕瓦罗蒂在国外体育馆演出，票价也只需二三十美元，其间相差了近100倍。正是国内存在的种种不符合国际惯例的恶性竞争，使得几乎任何一项来华的海外演出都背上了额外的高成本。

对比欧美等发达国家演出票价的平均消费指数，票价一般占据当地居民平均月收入的1％－3％。而按这样的票价水准，国内某些演出的票价可谓“高得离谱”。

中国能出最大价钱

一位演出界人士透露，欧美等海外演出来亚洲巡演，大多是以日、韩为中心。为了凑足巡演的场次，所以会考虑来中国等其他亚洲城市演出。“当初他们来中国演出，就像国内东南沿海的节目到西部演出一样，多半不为赚钱，只为凑场次、赚人气。”

不想，竟是海外演出商“小瞧”了国内演出商的“实力”。他们很快发现，中国的某些演出商会不顾行规，私下里互相“拆台”，竞相出高价来抢项目。到后来，醒悟过来的海外演出商，开始拿着项目像私下拍卖那样到处寻国内的演出商兜售。只要有人接手，他立即抬高价格后再找下一家。于是，到最终接手的那一家演出商，出场费往往比原先贵了一倍。

据说，如今国外演出商已经形成这样的规矩：来中国，就得出高价。正如本报日前刊登的《来华海外演出须打假》一文“主角”谭利华所言：“全世界的演出商都知道，中国能出最大的价钱。”

当然，也有例外。本月来华的美国歌手诺拉琼斯，其演唱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诺拉琼斯是目前全世界唱片销量最高的当红艺人，按理说票价应该比某些过气明星更加惊人。然而，由于一位从事20多年的美国演出商拿到了第一手的订单直接安排中国的演出，因此成本较低，票价也相对较低。

席琳狄翁止步天价

甲丁说：“目前国内的大多数海外演出，是被个别大型的演出公司给垄断了，他们一拿到代理权，自己并不直接操作。而是以高价转让出去。经过多次转让后，一个普通的涉外演出票价自然被炒得很高。”

从2002年开始，国内演出市场向社会开放，之后，民营演出公司陡然骤增，僧多粥少，哄抢项目更是成为必然。甲丁举例说：“我曾经洽谈过一个演出项目。如果按照正常情况接下项目，票价只需200到300元，演出商即可盈利。但是经过同行的恶性竞争，这个项目几经转手后，票价却开到了700到1000元。如是按两三百元的票价出售，演出商则可能根本无利可图。”

最为极端的一个例子是席琳狄翁的来华演出。和惠特尼休斯顿等同为美国歌坛“四大天后”之一的席琳狄翁，在去年年底原本安排了亚洲巡演的档期。然而，最初不到30万美元的出场费，在中国的演出商中兜了这么一圈后，竟有人开出了近90万美元一场的高价。但最终，据说这位演出商自知风险太大而放弃，这一项目也因为被捧成高价而变得“有价无市”，席琳狄翁来华演出因此告吹。